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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解
韩启坤
《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由笔者与关多文同志合作,特为纪念锡伯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229周年而绘制的。将图印在一个正方形长宽各30公分的手帕上。在纪念大会上,赠送给前来祝贺的省市领导和来宾、参加大会的本族干部和群众,以示留念,很受赞赏。认为新颖别致,一目了然,收到了未曾想到的这样好的效果。这种绘制,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此前尚无人做过,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指正。为了便于赞赏者的了解与评说,现将我们绘制的目的、背景、依据与方法,分别做出简要解说。
一、绘制目的
为什么要绘制这个路线图呢?我们是这样想的:
第一,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盛京所属十五城锡伯族官兵携家属奉命移驻新疆伊犁屯垦戍边,是旧历四月十八日从沈阳出发的(第二批),四月十八就是锡伯族的西迁节。这段历史在锡伯族中是家喻户晓了。可是,其进军路线是怎样的呢?能说清者,为数寥寥。为此,将其路线图绘制出来,供大家观赏,便可以解决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用历史地图形式,把西迁大军的出发地(沈阳),所经过的地方,包括辽西、内蒙、外蒙、北疆(新疆北部),草原与沃野,高山与大川,旗县与城市,直至到达地伊犁的进军路线图绘制出来,肯定能比文字叙述更加直观,更便于了解,更有说服力。在记忆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第三,将图绘制在手帕上,精巧玲珑,艺术美观,携带方便,随时察看,不但具有广泛的宣传性,而且还有文物价值的保存性。
二、绘制背景
据我们所知,群众性的纪念锡伯族西迁节的活动,不只是在新疆、北京及东北三省开展起来了;不仅是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锦州等大城市开展起来啦,就是农村的锡伯村也开展起来了。就以沈阳来说,每年是头两三个月就开始筹备,总想把它办好些。使之既有教育意义,又能令参加者高兴。但是,总觉得进军路线模糊不清,印象不深,缺少这方面的历史地图,特别是明晰的路线图。这是一方面。另方面,由于锡伯族纪念西迁节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引起了文艺界的瞩目,纷纷以此题材进行创作或演出。如沈阳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舞剧《西迁》,使观众为之耳目一新,顿时轰动了沈阳城;华杉(本名赵文增,系沈阳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作家)创作的中篇小说《群英西去》,在《小说潮》上登载,成为文坛艺苑的奇葩;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画家扎·臧布(锡伯族)创作的巨幅浮雕壁画《西迁》,荣获《全国首届民族大家庭美术摄影书法展览》最高奖的“大金果奖”。[ ①]这些舞蹈、小说、绘画的创作,都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既然文艺界用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与颂扬锡伯族的英勇强悍、戍守边疆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何不将西迁戍边的壮举及其进军路线图绘制出来呢?它虽然不能成其为艺术品,但也算是一种创新。
再就是画展或房间装饰艺术品的绢画,启迪了我们的绘图思维,这也是我们要在手帕上绘制进军路线图的艺术构思因素。
三、绘制依据
绘制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资料。
(一)《清高宗实录》[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③]等清朝官方文献,将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等多项档案译成汉文的《锡伯族档案史料》[④],对锡伯族移驻伊犁,均有翔实的记载。具体史实,绘制路线图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在下面所列锡伯族史书及论著中,多有援引,在那里提及,这里从略。
(二)《锡伯族简史》[⑤]、《锡伯族史》[⑥]、《锡伯族西迁概述》[⑦]等书文中,对锡伯族移驻伊犁的历史背景,调遣的官兵数目,管带协领,分队情况,官书盘费以及行军路线等,均有确切的记载。这里只将绘制路线图有关的依据资料,做出简要提示。
关于历史背景:清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为了抵御和防止沙俄势力向东扩张,开发与建设边疆,保卫边民的和平与安宁,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虽然如此,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⑧]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 “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 “由塞外行走”。[⑨]盛京将军舍图肯接上谕遵旨急办,调遣的锡伯官兵携眷起程后,他向军机处做上详细奏闻。下面摘录其有关部分。
关于官兵数目:“奴才当即预备,由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兵内,酌选家庭无所牵挂,年富力强,马背技艺谙练,善于打猎者一千名,官员内拣选防御十员,骁骑校十员”。[⑩]
关于管带协领及分队情况:“奴才等当即于各城守尉、协领内,选出盛京镶黄旗协领阿穆呼朗,熊岳协领噶尔赛,第一队派出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四百九十九名,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协领阿穆呼朗管带,已于四月初十日起程。第二队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五百零一名,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口,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管带,已于四月十九日起程”。[(11)]
关于官兵盘费:“从盛京起程之前,除由盛京户部支给被派出之协领、防御、骁骑校各一年俸银外,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分别为六两、二两,跟役和马匹,分别为六名与十匹,二名与六匹;兵每户发给整饰银三十两,每人一匹马,每户一峰骆驼,帐篷一架,铁锅一口,车一辆,牛三头,每人给两个月盐菜银,每月一两五钱。随军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12)]
关于行军路线:锡伯族官兵骑马,家属坐牛车,牵着驼队,从盛京起程,“就近出彰武台边门,由克鲁伦路直赴乌里雅苏台。[(13)]到时已是八月下旬。这时的蒙古高原已是寒气凌人。草木枯黄的季节。难以继续前进,便在此扎营休整过冬。待来年草木返青,再赴伊犁。经过长途乘驾驼驮,牲畜大多瘦弱不堪,加之春季瘟疫流行,从盛京带出之牛三千零三十六头,先后倒毙二千五百九十六头,仅剩下四百四十头,所带马匹二千零二十,也倒毙二十多匹,其余“大多瘦弱不堪,……不得其力”。经护送管带协领呈报交涉,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准,由当地官牧场借给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计马五百匹,驼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仍分两队,于乾隆三十年三月十日起程,继续向伊犁进发。
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桃汛上涨,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并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兵丁所剩口粮,只足月余之食”。[(14)]又经护送管带协领咨文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请前来接济,爱隆阿咨文塔尔巴哈台领队讷苏肯前去接济,讷苏肯派人选羊两千只,待赶往迎,分给兵丁作为口粮。过了霍布克赛尔,察罕俄博,两队军民得到接济后,经过额未勤(额敏)、巴图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朝时期的四幅地图
1.盛京地图
2.内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察哈尔地图
3.乌里雅苏台(外蒙古)地图
4.新疆地图
四、绘制方法
这里所说的绘制方法,系指绘制的思路、程序和具体的绘法。它是对上述依据资料的综合运用,涉及到好多实际问题。
首先,离开沈阳就近出彰武台边门,有东西两条路,是走哪条的问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盛京图”及“内蒙图”均有东、西用土色绘着的“大道”。西路过彰武县奔阜新市、经义县、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兴隆,进关过北京再西北行,出张家口(出关),经内蒙,奔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再西行。再看东路:过彰武县就进入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地区,沿养息牧河北上的大道,经科尔沁左翼后旗,到通辽,再逆西辽河上行,过开鲁、阿鲁科尔沁旗,西、东乌珠穆沁旗、右翼后旗,到中前旗,过克鲁伦河,上克鲁伦路西行,经车臣汉旗、中旗库伦(乌兰巴托),到乌里雅苏台。
两相比较,否定了西路,肯定了东路,并照东路绘制进军路线图。思考程序及理由如下。
其一,西迁大军两队先后行进,是个很大很长的队伍。每队兵五百名、管带协领及防御与骁骑校各五名,官兵家属一千六百余名,计二千一百余名,两队共四千二百余名。以兵为户,以户为家,牧放前行,是个长长几十里的行军队伍。没有水,没有草,是不可想像的;沿河流与选取丰美草原而行,是必不可缺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只东路有,而西路没有。
其二,所拣选来的锡伯官兵,都需是“马背技艺谙练”的“能牧者”,故而规定了“由塞外行走”。西路进关内行,后再出关,根本违背谕旨,行不通。只有东路,从牧区行走,方合指定行军路线。每个兵都是放牧的能手,“游牧之时,须逐水草不时迁移,牲畜方可膘壮”,“马匹牲畜非但不致疲劳,且大有裨益。”[(15)]
其三,前面讲过,“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是对“由塞外行走”的具指定。只有东路经内蒙哲里木盟的南部,中部与西部,昭乌达盟东北部和锡林郭勒盟的东部与东北部,进入外蒙的车臣汉部,才能走上“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而西路向内行,出张家口到塞外,奔乌兰巴托,根本走不着“克鲁伦路,与指定路线不符。
其次,就是上面说的只能走东路、不能走西路的理由之三,即“出彰武台边门”,经“ 克鲁伦路”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路段,在路线图上,绘成虚线,就是留有余地,表明这只是初次试绘。因为在《锡伯族简史》等书中,所引用的清文献资料记载,都是“出彰武台边门 ”。“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但这只是一个大跨度的走向,其间并没有经过的河流、草原、旗县与地区等,所以绘制的路线图,填补了这一大路段的空白。
第三,经克鲁伦路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朗特)。这又是一个大的路段。《锡伯族简史》等书援引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有关条文(汉译文),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怎个走法,所经过的地区地势如何,均无文字记载。察《乌里雅苏台图》。西迁大军上克鲁伦路后,是逆沿克鲁伦河西行,在外蒙古高原(实际上进入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就已进入了蒙古高原)上行进,“图”上有驿站‘大道’线,经东臣汉旗。中族库伦(乌兰巴托),过杭爱山,[(16)]抵达乌里雅苏台[(17)]扎营休整过冬。因官兵使役的牲畜,经长途乘骑驾驮,绝大部分已疲惫瘦弱,加之八月末的北部蒙古高原,已是寒气凌人、草木枯黄的季节,无法再继续前进。经过休整,倒毙的牛(也有少量的马)得到补充,经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准,从当地牧场借给马五百匹,驼五百峰(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这些行军中的挫折与艰难困苦,路线图是无法表述的。但有一点,即此段路线图,未将线路绘进乌里雅苏台城内。而在其城之南沿蒙古路西去,可能有失实之处。
第四,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中旬,草木返青之后,休整后的西迁大军,仍分两队先后从乌里雅苏台出发,沿蒙古路向科布多[(18)]行进。到了科布多一带,时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数河俱溢,队伍受阻多日,并绕科乔斯山而行。进入新疆境后,过阿勒泰、布尔津,到霍博克塞尔与察罕俄博。这又是一个较长的路段,从乌里雅苏台的西部。越过阿尔泰山,来到新疆的北部。在这一路段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朝时期的“乌里雅苏台图”和“新疆图”均有“大道”可循。唯阿勒泰、布尔津的位置,均在“乌里雅苏台图” 界内;我们将其绘在新疆界内,是根据现代地图绘制的。
第五,从察罕鄂博到伊犁是西迁大军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经额米勒(额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其间,过额米勒(额敏)后,未经塔城[(19)],直奔巴尔鲁克。理由是:虽然文献资料上多处有“移驻塔尔巴哈台”的记载,可是能否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尚需经伊犁将军明瑞的检查与调遣。辽宁省内沈阳等地的锡伯族家谱内记有乾隆二十九年移驻新疆者,是写“拨往伊犁”,或“移驻伊犁”,而未见“拨往塔尔巴哈台”者。
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有的书上说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经查,由于锡伯官兵到达后,未能确定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就拨出绥定驻札,那不过是临时性的。所以,我们仍然的目的地,绘制到伊犁。整个西迁戍边路线图,到此即可宣告结束。而在伊犁标志图的西南方,又多绘县的标志图,即察布查尔。它有两层意思:一是确定后的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处所,二是今天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所在地。
注:
① 札·臧布1980年赴新疆察布查尔,分离二百年锡伯人激动的泪水溶流在一起,此种冲动使他创作巨幅历史壁画《西迁》,获得成功。
②③ 《新疆历史资料》第十三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6-13页、81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辽宁省民族古籍历史类之六,辽宁民族出版社(上册)。
⑤ 国家民委民族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锡伯族简史》编写组编,一九八六年民族出版社。
⑥ 贺灵、佟克力著一九九三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⑦ 《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90-98页(原载《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二期)。
⑧ 《锡伯族简史》44页。
⑨ 《锡伯族史》162页(译自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条)。
⑩(11)(12) 《锡伯族史》162-169页(译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条)。
(13) 《锡伯族档案史料》291页(译自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月折档》。彰武台边门是清代柳条边的一个边门,在辽宁省彰武县城南二十里。克鲁伦路在外蒙古东部克鲁伦河北岸。
(14) 《锡伯族档案史料》306页,译自乾隆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5) 《锡伯族史》159页,译自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6) 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平均海拔2000-3000米,北坡森林,南坡多草原牧场。
(17) 城名。清雍正间筑为定左副将军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驻所。亦为清政区名,指驻扎于乌里雅苏台城的定边左副将军的辖区。清季通称外蒙古。为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汉省会扎布哈朗特。
(18) 城名。1730年建于科布多河畔。清乾隆后为科布多参赞大臣驻所。位于蒙古阿尔泰山山麓,海拔1200米,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省会。
(19) 清时属塔尔巴哈台政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设治于雅尔,后二年移治塔尔巴哈台之楚呼楚(即今塔城),又二年筑城,汉名绥靖。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塔尔巴哈台厅,1913年改为塔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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