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 码: 忘记密码?
学会介绍
组织机构
学会章程
网站主任:顾克明     
网站主编:锋 晖
副主编:关晓东、佟文娟
网站设计:锋 晖
网站维护:锋 晖
 
联系人:锋晖 13639903668     
邮箱:798326044@QQ.COM 
首页 > 锡伯资料库 > 专题库 > 箭乡钩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历史

 

箭乡钩玄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历史文化钩玄
1.重镇要塞
中国的“箭乡”——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坐落于新疆伊犁地区,是我国的西大门。伊犁是欧亚大陆中部的一颗明珠,历史上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风景贻人,资源极为丰富,草场广阔,黄金宝石矿产更是不计其数,自古有着“塞外江南”、“瓜果之乡”的美誉。直至今日鉴于伊犁的重要地理位置,联合国在筹建“欧亚大陆桥”时将伊梨作为欧亚经济交流的枢纽,我国在规划“西部大开发”蓝图中也将伊犁列于龙头前沿的位置。此外伊梨还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这一重镇要塞的巩固便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北边防和整个中亚局势,有着“取伊犁定中亚”、“保伊犁卫京师”的说法,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古代匈奴、突厥、蒙古无不如此,以伊犁作为基地雄居中亚并向四方扩展。期间成吉思汗还以巨大的代价修筑了通向伊犁的通道——四十八桥(即今日的伊博交界的果子沟),在高逾百尺,悬崖夹壁中建四十八座巨大的木桥,每座木桥可载重12000斤,使堪称新疆交通史中的一大奇迹,使蒙古军在向西扩展中再无高山可挡,势如破竹,通过伊犁,滋养兵马进而进攻西方世界,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西方诸多的强权势力为实现欧亚霸权,直逼中华腹地也纷纷染指伊犁。因伊犁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会聚之地。这些强权势力便一直利用民族问题制造事端战火,企图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夺伊犁而占整个新疆,占新疆而取得中亚霸权,进而分割吞并蒙古、西藏,切断中原与边疆的经济命脉进而包围中华腹地。使得新疆自古边乱不断,特别是清朝,沙俄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逐步向我国西部领土推进,虎视伊犁,频频制造事端,准备随时吞并,到了近代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日本更是时刻关注这里,派出爪牙以探险考察为名开展渗透活动,为其武装侵入作好准备。
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内部叛乱也是不断,清朝康熙年间有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其首领噶尔丹与沙俄以及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勾结,以伊犁为中心,攻略喀尔喀蒙古,袭击青海、西藏,侵扰哈萨克、布鲁特,成为当时清朝最大的边患,清帝多次动用重兵亲征先后历时70年才予剿灭。其后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又接杆而起,在天山南北进行武装叛乱,清政府又动用重兵历时二年作战才平息。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对于清政府影响甚大,耗费了巨大的清政府大量的国力。鉴于伊犁在御敌安内中重要的作用,清朝统治者提出“保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保京师”的战略构想,在伊犁惠远设立清朝四大将军府之一的伊犁将军府,统领全疆军政事务,使伊犁成为当时新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但驻守伊犁甚为不易。从宏观角度上看,伊犁与中原内地相隔千里,其间更有戈壁沙漠相重重阻隔;从局部角度来看,伊犁河谷地形三面环山,被天山所包围,唯一的开阔处则面向边境,且边境线辽阔,使得军事驻防御敌条件较为艰难,遇到战事,其后勤补给、兵力补充均十分困难,易攻难守,因而伊犁自古以来很少有携带家眷的驻防军,多为几年一换的换防军。
伊犁将军府设置后,由于兵力空虚,各类关隘、哨卡相隔遥远,缺少能够长期驻防的驻防军,使得清政府征集能征善射的四支八旗军(满洲八旗、察哈尔八旗、索伦八旗、锡伯八旗)携带家眷前往新疆戍边卫国。其满洲八旗在伊犁驻守在伊犁将军府一带,锡伯八旗驻守伊犁河南岸,察哈尔八旗驻守博尔塔拉,索伦八旗驻守塔尔巴合台。这四支八旗军由中国东北数千里西迁入疆,之后在平定内乱,抵御外辱,为保证新疆的稳定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内外战乱及各类灾害,驻守新疆各处的八旗军民常常倾城殉国,一度处于族众灭绝的边缘,正是由于这些八旗将士英勇无畏的精神才使新疆在当时纷乱的年代依旧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
 
2.民族渊源
今日伊犁地区的锡伯族正是1764年自东北屯垦戍边而来的锡伯八旗军民的后裔,锡伯族史称东胡、鲜卑、室韦,素以“骑射劲军”著称,其“骑射文化”源远流长。
锡伯族先民世居于我国辽阔的东北地区和雄伟的大小兴安岭。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山峦起伏,平均海拔500—1500米,气温低于黄河、长江流域,且平原面积较小,可耕土地较少,不宜进行农业生产,大小兴安岭作为我国呼伦贝尔草原的屏障,阻挡着西北的风沙,送来了东南的雨水,使山下草原地区遭到破坏后又能很快恢复生机。这种呈周期性变化的地理环境,使锡伯族的先民们得以往来于草原、山林之间,过着狩猎、游牧生活,形成了与这种地域环境相适应的狩猎、游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在这种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条件下为了获取猎物、实现自我和群体的生存所必须的一种生产工具——弓箭便应运而生[1]。在锡伯族早期先民活动地区发现的原始岩画中,存在着以放牧、作战、狩猎、舞蹈、雄性崇拜等各类岩画主题,弓箭始终占据着主题,并且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弓箭的发明创造对锡伯族先民产生了巨大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影响着诸多方面。通过这种工具锡伯族先民在逐渐战胜自然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这种作用和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各个历史时期。
锡伯族自古便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民族,曾经多次被其他强大的民族和政权洗劫和杀戮,为了争取生存和生活的自由,锡伯族先民苦练弓箭技艺,在民族危亡时刻紧紧与弓箭为伴,练就出骁勇善战的本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驰骋在中国东北广阔的原野上。
    今日锡伯族史学界公认锡伯族由东胡—鲜卑—室韦—锡伯的顺序发展演变而来[2]。东胡作为锡伯族的渊源来讲,骑射就已作为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3],当时的东胡作为匈奴以东的一个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而存在,《史记•匈奴列传》曾对北方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少数民族记述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东胡以狩猎和游牧为主,以大兴安岭为中心活动,强盛时达到东蒙古高原。今日在我国东北出土的众多古代石制箭簇可以看见往日这一骑射文化的兴盛。特定的生活环境孕育出东胡精湛的骑射水平,马背上作战和弓箭的技艺是其长项,因此也引发了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其后匈奴强盛起来,凭借“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军事力量击破东胡,使东胡变为一个历史名词。
随着历史的发展,从东胡中演变出的鲜卑,延续着前者的狩猎、游牧的经济生活和弓箭文化,《魏书》中对鲜卑曾记载道:“俗善骑射,随水草而牧,居无常处,以苍庐为宅,皆东向日。”鲜卑“人人善射,以战为乐,以战死为荣,预战时,族人操弓箭飞身上马,欢呼相应”[4],鲜卑人特产角端弓,其弓制作精良,威力强大,原材料出自于鲜卑人独有的角端牛,此制弓的技术和材料为当时其他民族所不具备,鲜卑人也以此为豪。在鲜卑故城出土的女乐乐舞俑中有许多开弓张臂的造型,说明弓箭与鲜卑族文化艺术的密切关系;到了后来的室韦时期,虽出现了部分农业经济,开始了农耕,但大部分依旧延续着狩猎、游牧的经济生活,保持着“长于射猎,喜于射猎”[5]的传统,“幼童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成年时必须学会制作弓箭、箭簇、马具等,作为生活立身之本。室韦制造弓箭的技术在当时十分高超,《旧唐书·室韦传》中记载:“室韦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6]“其箭尤长”的,其“楛矢石砮”文化十分出名,采用楛木制弓,用木化石和脂化石制箭头,有着“坚硬过铁”[7][8]显著特征,一度成为关东地区骑射民族的文化象征[9]
到了金末,锡伯部落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锡伯部族,开始进入了民族的发展阶段。在元代,锡伯部族受蒙古贵族的统治,由于战争的需要,弓箭在军事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大批锡伯族箭手被编入蒙古军队,凭借骑射的优势、机动的作战方式成为元朝统治的一部分。“男子三艺”(射箭、赛马、摔跤)成为两族所共同的特长,作为一项男子的必修课对待,两民族所共有的弓箭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交流,其善射者都被称为“莫日根”,在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化对锡伯族的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元代弓箭诸多的形态和种类在世界冷兵器中堪称一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弓箭的制造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丰富了锡伯族的弓箭文化。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讲,在当时弓箭技艺不过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民族或部族的淘汰和消亡。这种危机感造就了人口稀少、力量单薄的锡伯族无与伦比的弓箭技艺和不屈精神,相传满族在统一东北诸部时所发生的“九部之战”中,努尔哈赤就曾被锡伯族的利箭射穿铁盔,并刺伤颅骨。
1644年清皇帝福临迁都北京,入主中原,但外部沙俄侵扰边境,窃据国土的事情频频发生,内部各地方政权也存在分裂篡权的动向。为弥补兵力不足巩固统治,满族统治者基于锡伯族“骑射精良,语言同”[10]的特点,于康熙三十一年用巨资从科尔沁蒙古中将所属锡伯族全数“赎出”,编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之列,受国家军制管理,在拿清政府军俸的同时服役从征、驻守卡伦,参与戡乱平叛、抵御外辱的各项斗争,成为清朝国家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统治者鉴于弓箭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崇“国语骑射”政策,教育各族八旗人士“射艺万不可荒废” [11],通过各种形式强化骑射操练。这种政策使得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国语骑射”始终在“旗人”中占据着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上升为一种军事文化统治形式。
清初,锡伯族迁入盛京(今沈阳),其经济生活方式由狩猎游牧转为农耕,由射猎、游牧民族转变为农业民族,但这一转变和“八旗军民”身份的确立非但没有使弓箭文化衰落,反而发展得更为繁荣,也正是在清代,锡伯族的弓箭文化达到了顶峰阶段,使锡伯八旗军民的弓箭文化与清朝“八旗”的军政制度紧密结合。清政府将锡伯族所居住的村落以“牛录”命名,意为“强箭”,这既是一个生产单位、行政单位,又是一个作战单位,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和战争职能,这种地名称呼在新疆锡伯族中一直沿用至今。
3.箭乡述源
    清朝中期由于新疆兵力空虚,又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沙俄侵扰不断,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764年,乾隆皇帝从锡伯族中选拔身强力壮、马背技艺谙练的精兵千余人,加上家属共计4030人由盛京出发,克服重重困难,沿蒙古高原历经千山万水于次年到达伊犁,途中损失牲畜大半,补给断绝,人以野菜为食而行。将1082张弓和23770支箭也随身带去[12],用于保卫边疆的事业。
初至伊犁时,锡伯军民仅有银两5320两,马匹2016匹,牛469头,以此为本开始了艰难的屯垦戍边的历程。在伊犁宁西(今察布查尔县)修筑八座城堡(八个牛录),驻守18个卡伦(哨所),承担南疆喀什噶尔至北疆塔尔巴哈台之间两千多里长的边防的换防任务[13],与满八旗所不同的是锡伯八旗军民不但有着繁重的驻防任务、自筹全部军粮,还要在战时提供的其他部队的军粮。
纵观锡伯民族发展,锡伯族的弓箭文化和骑射技艺改变了民族历史。清政府利用锡伯族这股强有力的“骑射力量”出征云南,驱逐缅甸入侵之敌;出征西北,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出征四川,征服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戍边伊犁,镇守国家的西大门;十九世纪,歼灭新疆张格尔叛匪收复南疆四城、粉碎伊犁苏丹汗、抵抗沙俄入侵收复伊犁等。在这些战斗中,这股“骑射力量”在实现清政府对于各地的驻防统治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锡伯族军民以顽强无畏的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艺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弓箭文化孕育出的民族精神成为锡伯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建国后这股“骑射劲军”又纵横于国内外箭坛赛场,为中国和新疆争得了无数荣誉。弓箭对于锡伯族来不仅是一种工具和兵器,更是民族精神和历史的象征,成为锡伯民族最为珍贵的传统文化之一。
相对于我国的其他民族来讲,锡伯族的弓箭文化保存的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对民族的影响力也较大。在20世纪20、30年代,在新疆锡伯族社会群体中还保持着射箭习武、竞技比赛的传统,而在其他地区,早在清朝中晚期这种文化形式便已停滞、消失。究其原因,首先是清朝实行的八旗制度使骑射文化得以传承,骑射是清朝八旗引以为豪的根本,清朝各代的统治者反复强调骑射为“立国之本”,大力推崇“国语骑射”,崇尚射箭。满族在入关后汉化程度加速,在传统技艺大量丢失的情况下,清政府更加强了对于锡伯族等八旗军民的管理,对于枪支火器等现代兵器严格禁用或限用[14];为保持旗人的正统文化,实行严格的旗民分离制度,制定十八条旗营房制度对全体军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在经济、涉外活动、婚姻等方面进行限制[15],使得锡伯八旗无论内外都保持了统一性。锡伯族军民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依旧坚持着清朝时期的八旗制度,甚至直到1937年时八旗城中除清一色的锡伯族人外无其他民族杂居。其次是由于地理原因。新疆伊犁以东是千里戈壁,与内地相隔遥远;以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喜玛拉亚山脉;以北是茫茫西伯里亚崇山峻岭;以西是漫长的边境线和荒漠。从小的范围来看,新疆锡伯族聚居地——察布查尔县东北南三面环山,中间还有伊犁河将其与政治经济中心惠远城隔开,交通较为不便[16],这种地理环境便使锡伯族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受外界的影响较弱。再次是政治军事的需要,锡伯族人的居住地与边境线近在咫尺,自古以来,边患就一直未曾停止,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对我国西疆领土的蚕食侵扰更是愈演愈烈。作为驻守边关的锡伯族八旗军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尚武的风俗,习武练箭之风从未中断,尽忠尽责,用弓箭和长枪保卫了祖国的西陲边境,即使清朝灭亡,这种责任和信念也未曾消失。
从内部来看,锡伯营驻地地处富饶的伊犁河河谷地区,为原蒙古准噶尔部的驻扎之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并且在原有绰尔河的基础上又开漕了察布查尔大渠,使得水渠纵横,农业收入丰厚。南部的山林是天然的畜牧场,北部的伊犁河水产也是极为丰富,为确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奠定了基础,即使遇到连年的天灾人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发达的生产力也足以度过难关。在这种物质力量的基础上,使锡伯族二百年来能够抵御边关的风云变幻,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发展下来。其次,西迁的锡伯族军民长期以来崇尚知识,善于学习,文化程度较高,是当时伊犁经济文化方面先进的民族之一。清朝末年便广开新式学堂,兴办义学,开展女子教育,进行锡、汉、俄三语教学。因此经常不是被人影响,而是影响和带动其他民族。到今日为止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来看也仅次于朝鲜族,位居第二位[17]。最后是锡伯族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弓箭文化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一个只有四千余人的民族来讲,远离故土千万里,在一个与故乡文化迥异、风云迭起的中国最西部边关驻扎守卫,在本民族站稳脚跟、力求生存求发展的同时完成国家所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任务是不易的,这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持,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来源于祖辈世代相传的文化,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使锡伯族人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一面努力学习外界的文化,一面坚守着自己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世界,弓箭文化成为这一民族在艰难岁月中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柱之一,其形式以官方的军事训练和民间的射箭风俗广泛传播延续。由于军事活动的需要和弓箭在清朝军队中的重要地位,清政府曾多次为新疆的边防驻军补充弓箭兵器,仅在乾隆三十四年就一次性从西安赶制战箭三十二万九千二百支补充于伊犁驻军中[18],其中大部分装备于锡伯八旗营中。
   清朝统治在其末期走入了衰落,当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其失去了在国际上政治和军事优势。弓箭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失去了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在经历千万年的战争洗礼之后终于退出了民族的军事舞台,使近代锡伯族弓箭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锡伯族在经历了多次战争、连年的天灾以及无止尽的“征兵”之后,人口锐减,从顶峰时期的近两万骤减到一万零六百余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19]。在“苏丹汗”政权统治时期,“苏丹汗”为达到消除锡伯族反抗力量的目的,不但将官方的弓箭全部销毁,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将民间所藏弓箭纷纷掠走,失去工具的支持,使弓箭文化的延续受到影响。此外锡伯族的传统弓箭为作战所使用的“角弓”,这种弓箭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由多种材料合成,对材料要求较高且难以获得。清朝时期,这种制弓原料多数由内地购入或者直接由内地制造局购入成品[20],由于原料的缺乏使锡伯族弓箭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另外,20世纪初火器在锡伯族中的大量使用,弓箭作为生产工具和作战武器的使用范围逐步减少。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弓箭文化的传承,但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潜意识之中的弓箭文化并没有就此轻易地消逝于民族历史中,即使弓箭文化的生产和军事性职能消失了,但弓箭作为一种民俗性文化却依旧在延续,虽然民间大规模练箭习武的风俗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在小范围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着这一由祖辈流传下来的珍贵的民族文化传统。
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锡伯族的射箭运动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锡伯族传统的弓箭文化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新一代的锡伯族人在党的领导下发扬祖辈顽强刚毅的精神,开始重建家乡、振兴民族文化,为国争光也成为新一代弓箭民族的共同目标。1953年11月,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行,射箭项目进行了解放以后的首次比赛。1954年察布查尔县成立,国家从锡伯族中选拔优秀民间射箭选手参加全国射箭比赛,并开始培养锡伯族射箭人才;在第四、五届全运会中,锡伯族射箭运动员郭梅珍、汝光声威大振,而后驰骋国内外各大赛场上。1973年在察布查尔县成立业余射箭队;1979年国家在察布查尔县建立射箭厅,鼓励锡伯族射箭的优良传统。现有两个射箭队及众多爱好者,几十年来向国家和自治区输送了大批优秀射箭选手,其中国际级健将3名,国家级健将15名,自治区级健将近50名。这些锡伯族竞技健儿先后在国内外正规赛事中夺得了68枚金牌,超世界记录一次,刷新全国记录20余次,他们为全国和自治区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1],并且为我国射箭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同时也借助弓箭这一工具将锡伯族这一鲜为人知的民族展示在全国和世界的各大赛场中,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士了解锡伯族和锡伯族的历史文化。
祖先持弓跨马驰骋于广阔的草原山野,保卫国家疆土,后代继续持弓刻苦训练在赛场为国家争得荣誉,虽时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弓箭文化和弓箭文化中所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一直贯穿于民族的血脉中,在时代的进程中放射着光辉。随着今日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旅游文化成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另一个新兴产业,各民族地区纷纷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骑射劲军”和“箭乡民族”的锡伯族将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旅游项目的开发相结合,以弓箭为主题建立民俗博物馆、开发旅游产品、进行射箭竞技表演等,国内外众多游客也为感受这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特色性民族文化而慕名前来,为新疆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新时期民族经济的腾飞带来契机。
4.竞技与民俗
    作为一个与弓箭为伴的民族,以射箭为主题进行体育训练,官方和民间举办的各类比赛自然成为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箭技方面,锡伯族十分讲究臂力的培养,以各种臂力练习,例如开硬弓、抬石磙、擎车轴,以重压肩、以绳吊膀等,来提高手臂的稳定性和拉弓的力量。对双臂平举重物的训练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双臂必须保持平衡,同起同落,并且相互比赛持久力,坚持到最后双臂依旧保持平衡者为胜。由于在过去没有计时的工具,所以在比赛臂力时还编有用以记时的射箭练功歌,在歌曲的节奏中插入节数,以达到记时的效果,其节数少则六七十,多则数百。在立射和骑射的射姿方面,自古就有严格的标准,《黑靼事略》就曾对锡伯族、蒙古族的射姿方面记载道:“(立射)八字立脚,步阔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扎……趾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驿者一二,急如飙至……”。这些训练方法除练弓射箭的目的外,也为培养顽强精神、锻炼强健体魄而设置。
弓箭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表现在民间盛行的射箭比赛中,每牛录均设有射箭场,在场地末端树立多根长木杆,长杆之间拉有绳索、麻布和毛毡,挂上毡牌靶,即箭靶。毡牌靶由马皮和毛毡制成,制成蓝、红、紫、黄、绿、黑六色布圈,靶心为红。为保证比赛安全,比赛用箭为特制响箭,箭离弦射出后发出震耳清脆的响声,射中哪一靶圈,该靶圈便会掉落在地,成绩一目了然。平时各家各户只要有时间便带上自己心爱的弓箭去箭场练习技艺。
民间每逢中秋节、“四一八”西迁节,先由牛录内部的各条街道举行比赛,之后选拔出的优胜者去参加牛录之间的射箭比赛,史学界称“民赛”。比赛按照年龄分为老、中、青几队,距离有长有短,远则240步,近则100、80步。比赛有骑射、立射等多种形式,其中跪射、立射、跑射、骑射较为普遍。跪射,是在30—50步的距离放置箭靶,箭手在“弓长”(称berida)的指挥下,单跪先射30步靶三箭,若中三箭,便射50步靶三箭;立射,是在30—50步的距离放置箭靶,先侧身立射30步靶三箭,若均中的,则接射50步靶三箭,六中者为第一;跑射,在50步远处立靶,“弓长”下令后搭箭慢跑,一般射三箭,均中者为第一;骑射,设跑马沟一条,50步处立靶,“弓长”下令后策马急驰,瞄靶撒放,一般射三箭,均中者为第一。在骑射比赛中能双手开弓者,特别受人们的推崇[22],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左右手使用习惯,骑在马上转身不灵,若只擅长一侧射箭,就会产生很大的死角,所以掌握双手左右开弓技术的人,非常稀少,也非常受到尊敬。
每逢射箭比赛,附近各族群众纷纷赶来观看,有的甚至从百里外骑马赶来,射箭场老少箭手各显神通、斗志昂扬,响箭啸声振耳,观众精神振奋,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喝彩之声数里可闻,为民族活动中最为热闹和激烈的比赛项目。锡伯族中流传的《箭歌》曾这样描述射箭比赛:英俊潇洒,雕翎斜接,锡伯儿女神射,引弓千钧欲发,一声鸣镝过去,一朵彩云落下。
“以礼始,以礼终”,是锡伯族箭道所奉行的准则。比赛期间锡伯族人十分注重礼节,牛录与牛录之间进行比赛,客队来临,东道主要在牛录街口热情迎接客人,在比赛之前还要共拜关公,祈求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和比赛的圆满成功。比赛开始时要由客方先开箭,其后依照规则进行。
在箭坛盛会决出胜负后,输方民众敲锣打鼓,吹“飞察克”,弹揍东布尔,妇女吹奏音色动听的墨克纳,是对胜者的祝贺也是对所有参赛选手的鼓励,总管档房将代表胜利的一匹大红绸子奖给赢方。最后设宴招待所有参加者,同饮共庆,由总管档房的代表或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比赛的前三名颁奖,奖品除了所规定的弓箭、皮靴、毛毡等物品外还有所在牛录自发捐献的奖品,是民间活动的最高荣誉。待到全部日程结束后东道主还要热情地将客方送出牛录,以示尊敬,并希望今后继续切磋技艺,以提高箭技,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官方的骑射比赛又称“军赛”,自清初至光绪末年,清朝各级政府均实行武举制度,无论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场试骑射,第二场试步射、第三场试兵略,第一场不合格没有资格参加二、三场比赛。清朝皇帝十分重视骑射,各类兵器中首推弓箭,康熙曾说:“国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弦定天下”,并规定在武举考试中:“头场试马射,纵马三次发九矢,中三矢为合格”。到了乾隆时期则将标准则提高到“马射九矢中四为合格”。除了武举之外还有每年一度在八旗将士中进行骑射技艺的考核,做到“角射而赏罚之”,50米处立靶,规定:一卒步射十矢,马射五矢,步射中七。马射中三者为上等,赏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马射中二,为中等,赏白金、布帛各五;马、步或一不中,或两俱不中,则笞之。一佐领受笞之卒过十人,则佐领有不善教练之罚,至夺俸”[23]。每年春秋两季,锡伯族各旗牛录官兵均要在旗下档房的组织下进行骑射操练,称作“佐领阅兵”,比赛以“步箭”和“马箭”为主,要求锡伯兵士军要达到一马三箭的标准。其后是一年一度的“总官阅兵”,在“佐领考试”选拔兵士中,骑射、步射均及格者才有资格到总较场试射,通过者被选为“伍克辛”即“披甲”[24]。被选为“披甲”的家属将得到的政府分给的40—100亩俸地,俗称为“随缺地亩”,同时还根据其戍边征战中的功绩和每年考核中的业绩而享有政府所给予的无尚的荣誉,骑射不达标者视为“苏拉”,即“闲散”,不但得不到俸地还要受到长者的申斥
锡伯族旧时一直被称为“打牲部落”[25],后虽改变了旧时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但狩猎习俗一直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延续着。并且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开展。在民间每到冬季,锡伯族射手便开始相约,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个牛录的射手一同开始围猎,运用世代相传的超凡箭技,驰骋于猎场。无论猎物多少,均要平均分配,就连过路之人也会分得一份,猎物的头蹄作为奖励归最先命中者所有,锡伯族认为猎物是大自然所赐予的,因此要大家共享,不可独吞[26]。世代流传的《狩猎之歌》中写道的:“雪花如蝶飞、驰骋共撒围;踏遍千万山,猎夫凯歌回”正是民间围猎的生动写照。射猎打围对于锡伯族来说不但是取食的手段,也成为了民族团结和吉祥的一种象征性活动。
清代从皇帝到八旗地方官府也都十分重视围猎,有着“习武木兰,毋忘家法”[27]的传统,其实质是一种军事训练。康熙、乾隆等历代清朝帝王多次亲自带领王室成员至木兰围场行围,以延续八旗尚武的精神。康熙一生行围48次,每次20天,用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28],每次行围的人数都在万人以上。行围时先由士兵在统一口令下进行合围,后由皇帝发出围歼的命令,“御前大臣侍卫皆射”,直至全歼围中之兽,后根据射杀的数量进行奖惩。旧时伊犁将军和锡伯领队大臣每年均组织各“牛录”军士进行围猎,多在伊犁哈什河一带[29],完全按照作战形式开展,人数从百人到千人不等。无论天气何等恶劣,都必须完成行围的任务,借以锻炼兵士身体素质和提高骑射技艺。由军事统帅担任总指挥在高地进行指挥,以哨声和响箭为开始行围的信号,一般分为内外两层,命兵士将所有猛兽猎物进行包围,之后各路官兵奋勇射杀,猎物应弦而倒。因野兽有反扑一搏的本性,所以在命丧围场的危险当中也可锻炼官兵的无畏、沉稳的作风。围猎结束后统帅根据射猎数量的多少进行奖惩,并注册备案,出征作战和出围行猎的次数、成绩均要进行详细的记录,记入官兵的履历,作为提拔晋升的一个参考值[30]。围猎训练不力的兵士被视为“丢弃技艺、习俗颓败、儒弱懒惰”,以军法治之,酌情枷号一个月,鞭百[31]。这种以围场为战场,以猛兽猎物为“敌人”的军事训练方式对于提高骑射技艺,保持锡伯族顽强的战斗力和“国语骑射”的文化传统是十分有帮助的。
民俗中弓箭文化在锡伯族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它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在象征家族血脉传承的信物“喜利妈妈”上,家中每增加一个男孩就要在其中增加一个小弓箭,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能骑善射的箭手;在服饰中,箭纹被大量使用,造型优美且力度感较强,在卧室卧具和家具文饰中也存在大量弓箭造型的图案,其中“一弓三箭”的造型居多,带有驱邪和吉祥的寓意[32],清朝时期服装中大量采用的“马蹄袖”的设计,就源于古代射箭时对于手臂保护的初衷,由一种服装护具演变为服装造型;在考古文物、寺庙壁画中,骑射围猎的图案也较为普遍,形态自由奔放,线条舒展;在以《狩猎歌》《箭歌》为代表的锡伯族诗歌中,以简单的语言勾勒出锡伯族骑射围猎的生动场面和对于民族弓箭文化的挚爱,锡伯族著名叙事长诗《西迁之歌》更是将民族历史和弓箭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相紧密结合,反映出锡伯族文化中孕育的广阔、刚毅和乐观的精神世界。今日锡伯族传唱的《摇篮曲》中也有着练弓射箭的文化内容,歌中唱道:“巴卜喳,睡觉吧,上档喳,吊膀子,拉硬弓,射响箭,骑大马,跟着阿玛(爸爸)立功劳”。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锡伯族从弓箭的操作过程和运动方式中悟出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常以此典故来教育青年。民间常常将好男儿比作好箭,有着“好箭撒放不回头”的谚语,认为好汉不做回头事,不食言。箭象征男子刚正、锐利的品行,并以“若要展示男儿的本领,全在弓马娴熟上”作为衡量男子汉的勇猛顽强的标准。由于开弓拉箭主要使用拇指,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好人好事或取得好成绩时,翘起大拇指表扬和肯定的习俗在锡伯族中也普遍流行。锡伯族箭手还有着“我与弓矢同卧”的传统,将丢失弓箭等同于丢失男子的尊严,箭手们不但生时要与弓箭为伴,而且死后要与自己的弓箭一同入葬,让骨骼和弓箭融为一体。
射箭用品一向是锡伯族最为珍视的物品。在民间,撒袋极受器重,因其为皮革制造,且工序繁杂,制作费工,被视为珍品,立功、获奖、亲友交往多以撒袋为重礼赠送,赠送弓箭撒袋结交朋友也就为锡伯族社交形式之一。同时撒袋在锡伯族的礼节中也含有一些禁忌,例如撒袋不可同女性物品同挂一处,不可插带刃物(认为相克,箭会丢失),不可倒挂,不可垫于臀下等[33]。此外还有忌射乌鸦的习俗,认为以珍品射乌鸦为大不吉。
伴随着弓箭文化的传承,产生了诸多的民间传说,例如“噶仙洞”的传说[34],“噶仙洞”是古代鲜卑族的文化渊源,相传远古时代,噶仙洞是一个海眼,其山谷是一条海峡,龙王兴风作乱,使人们无法生存,于是一个名叫恩都力噶汗的神箭手以超人的技艺赶走了龙王,使海底变成了层层山峦,于是人们将这名英雄赞为阿雅莫日根,其后又有一群吃人的蟒猊来到这里为非作歹,恩都力噶汗便与其中的老蟒猊比赛箭术,约定赢者占有此山洞,输者被对方吃掉,结果阿雅莫日根将大山射出了一个大窟窿,而老蟒猊却只射出了一个小沟,最后撒腿逃出了大兴安岭,为了纪念这名勇敢的箭手的功绩,人们称其为恩都力噶汗仙,顺口叫成“噶仙”,这个世代居住山洞也就被成为“噶仙洞”,今日的锡伯族依旧将自己的故乡称为“噶仙”。类似的传说神话在锡伯族民间有很多,从一个侧面反映着锡伯族群众朴素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心理。
5.箭圣崇拜
关羽这一三国人物对于锡伯族来讲不仅是一种君臣武者道德风范的代表,还是“武圣箭神”的象征。追其崇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清朝统治者对于关羽非常推崇,曾为关羽不断封功晋爵、屡加封号,并广修关帝庙。新疆地处西北边陲,为多民族聚居地,内忧外患不断。为了保卫国家的统一和新疆正常的社会发展,清政府调集数万兵将进行屯垦戍边,同时也借助关公来鼓舞士气,保佑新疆的长治久安,乾隆帝给伊犁、塔城、乌什几个关帝庙分别题词为:“神佑新疆”、“声灵绥祜”、“灵镇□疆”[35]等,都是有借助关羽的神灵来保佑新疆永保安宁的意思。
其次,清朝时期满汉合壁的古典著作大量涌现,其中念说形式的《三国演义》在锡伯族中十分流行,使《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在锡伯族中家喻户晓。关羽身上“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同生共死”的情义与锡伯族的民族性格完美结合,这种社会伦理道德人物的形象,超越了民族、阶级、文化的某些限制,被锡伯族所接受,使得关羽被锡伯族人称为“关玛法”和“忠义神武仁勇”关圣大帝[36]
最后,喇嘛教对于关羽的推崇,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曲古尼玛均为喇嘛教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在18世纪所著的《洛桑慈成文集》和《三界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祈供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将关羽列入喇嘛教的神灵体系中,称关羽为大战神、尊赞神、护法神,给予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的封号,并建立完整的祭祀关羽的宗教仪式,使锡伯族在喇嘛教的宗教活动中对关羽这一汉民族的英雄人物产生认同感。
直至今日在锡伯族当中还流传着“关帝显圣”的故事,传说在著名的浑巴什尔河战役中,500名锡伯族将士在与近万名张格尔叛匪激战的紧要关头时,突见狂风四起,关羽从天而降,与将士一起冲锋杀敌,扭转了战局并歼匪1000余人,成为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嘉庆十九年锡伯营官兵一千五百人曾铸钟一口置于靖远寺内,钟扣上铸有关羽头型,钟身刻有“忠义神武仁勇”[37]的铭文,以示作为边防将士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关羽的敬仰,也说明关羽精神在当时锡伯八旗将士心中已成为一种信仰和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
在察布查尔县每一牛录均修建有关帝庙[38],位于各牛录喇嘛寺院内,庙内立有关公塑像,墙壁画有三国战图。旧时各牛录在开展射箭比赛、欢度节日时要共拜关公,作为“武圣箭神”进行崇拜,乞求比赛的成功和人丁的兴旺,希望所有的箭手都能像关羽一样成为“百步穿杨”的英勇武士,为保卫国家而练就出超人的骑射本领。每逢农历5月13日,锡伯族各牛录军民在关帝庙内要举行“磨刀节”等各类庆祝活动,曰其为替关公磨刀,以激发民族忠义、勇武、团结的风尚。
6.箭守国门
锡伯族的射箭运动有着完善、实用的特点,它对人的身体和思想的教育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朝时期锡伯族弓箭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时期,其兼有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职能。弓箭运动以礼仪、技艺、修身、益智、育德的民族文化形式在民间流传,其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清朝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对其加以确定。清朝的诸多皇帝也是骑射高手,对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骑射更是大加推崇。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之下,锡伯族继续发扬了先祖骑射的优良技艺,形成崇尚箭技、精忠保国的爱国主义传统。家家存有弓箭,射箭之风从未间断。儿童自懂事之日起便受弓箭文化的熏陶,做放弓射箭的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弓箭的尺寸、硬度和骑射的标准也不断地加强。在各牛录“弓长”的教导下以保家卫国为目的进行专业的军事训练,接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将开弓练箭与屯垦戍边的职责紧密相融。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锡伯族军民视参军并为国效力为荣誉,视精湛的箭技为作为男子汉的标志。在锡伯族中无论男女老少均会骑射,保证了不竭的兵源和持久的战斗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清代伊犁各驻防营中,锡伯营尤以其精良的骑射技艺、强大的战斗力著称,在多次战役中以弱胜强,被视做“劲旅”。在清代的漫长的抵御外敌入侵、平息内乱的历次战争中,锡伯官兵总是在前线冲锋陷阵,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民间流传下来的清代锡伯族文学作品《辉番卡伦的来信》中生动地体现了清朝锡伯族边防军人驻守边关,保卫家园的内心境界,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体现出一代清朝驻边军人崇高的人生境界。
在弓箭文化的熏陶之下锡伯族中涌现出了大批的民族英雄人物,历史上众多英雄的建功伟业都与弓箭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太祖时期的费英东因骑射勇猛、战功卓著,被努尔哈赤称为以一抵万的英雄,顺治十六年被列为诸臣之首,为清朝一代元勋[39];嘉庆年间的布彦图,猿臂善射,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冲锋陷阵,孤身射杀三十余敌,其在木兰围场中因骑射出众,嘉庆皇帝特赏赐之孔雀翎,后被任命为西安将军[40];道光年间的萨凌阿弓箭优良,射杀匪首十余人,屡立战功,受军功花翎,赐巴图鲁名号,升锡伯营副总管,其像置于紫光阁[41];锡伯营总管德克精阿,作战十一次,作战勇猛,骑射出众,射杀贼匪39人,七十岁时马步箭可观,受赐之肃勇巴图鲁名号,其像置于紫光阁[42]……
   对于一个人口稀少的锡伯族来说,从东北故土迁移至万里之外的风云之地驻守边关,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在外敌侵扰不断,内部分裂势力蠢蠢欲动的情况下,锡伯族军民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将弓箭习俗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溶入于民族文化的潜意识中,成为本民族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动荡的年代中,锡伯军民及其后代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了众多优秀的子弟,在史册记载中也从未出现过投敌叛变者。锡伯族的人口从1764年至1949年的近二百年历史中增加不到两倍[43],依照人口增长37年翻一翻的规律,今日的锡伯族至少应有50万人口,而不是现在的3.5万人,而历史中的逝者大部分是为国捐躯的。虽然这个民族人数稀少、力量薄弱,但始终没有消失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反却越发强劲,在今天,仍然与其他兄弟民族一同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倾尽全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7.骑射人生
锡伯族人的一生是在弓箭的陪伴下度过的,村村有箭场,家家有弓箭,户户有人从军。家中如果降生男孩,便要在门口用红绳高悬一小弓箭,祝愿孩子长大成为一名勇敢善射的好男儿,有些家庭还沿用满族的风俗,在男孩出生的第三天向天、地和东西南北方向各射一箭,祝福后人日后能顶天立地,立身四面。到了五六岁时父母要给儿子制作一把硬度较小的弓箭,开始早期的熏陶,在儿童之间鼓励做拉弓射箭的游戏;到了十五六岁时,在各牛录指定的专人辅导下进行集中训练,并开始参加以街道、牛录为单位的射箭比赛;在18岁后每年均要参加严格的骑射考核,达标者记入档册,选为“伍克辛”即“披甲”。青年男女在社交过程中也是以弓箭为媒介,以展示射箭技艺来沟通情感,最后喜结良缘。弓箭的技艺和“箭道”的涵养成为衡量一名箭手修养品行的重要标志,要求文武相济,讲究“忠义、英勇和礼让”,将为国捐躯视为骑射劲旅的最高荣誉。每当边关风云变幻时,锡伯族军民便冲向国家所需之地与敌奋战,死后也是伴着自己的弓箭一同踏入“天国”的归途。
锡伯族来讲,弓箭文化集中体现了这一民族的社会发展、文化渊源和民族特色,始终贯穿整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对此民族来说是一个影响时间最长、力度最强、范围也最广的文化类型。纵观锡伯族发展史,不难发现锡伯族的弓箭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即弓箭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它综合反映了锡伯族的价值取向、理论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民俗民情等,成为锡伯文化的重要内容,铸造出此民族坚毅顽强的天性,在漫长历史中发展延续,在莽莽边塞中誓死驻守,尽管曾经的民族英雄像已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之中,更有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档案毁于文革风波,今日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锡伯族依旧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今日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只有新疆的锡伯族军民依旧在传承着清代“国语骑射”这一珍贵的文化传统,并继续着民族世守国门的“历史任务”,在历史的发展中生生不息。


[1].宋兆麟 《最后的捕猎者》第2—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一版.济南.2001
[2].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51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1993
[3]《汉书·匈奴传》卷94
[4]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第1569页 黑龙江出版社 第二版.哈尔滨.2001
[5]《隋书·室韦传》
[6]《北史·室韦传》
3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8]《隋书·室韦传》
[9]《满语研究》34期第73页 黑龙江省满文研究所 哈尔滨.2002
[10]《清太祖实录》卷21第14页
[11]《盛京通志》卷3
[12]《新疆识略》眷第10页
[13]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5章.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3
[14]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条
[15]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章. 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3
[16]《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地名图志》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编 第一版.1987
[17].葛丰交、锋晖 新疆锡伯族教育研究论述.〈〈民族教育研究〉〉第54期.民族出版社.2003
3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初一
[19]《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5页.中国社科院研究所
[20]《清高祖实录》1351卷地9页
[21].郭梅珍口述(自治区射箭队教练)
[22].贺灵《锡伯族百科全书》第166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1995
[23]金德纯《八旗军志》
[24].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17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3
[25].安振泰《辽阳锡伯族史话》第55页.辽宁民族出版社.第一版 2001
[26].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08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3
[27]《乾隆避暑山庄后序》
[28]《清圣祖实录》
[29]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至道光年间锡伯营军官履历
[30]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至道光年间锡伯营军官履历
[31]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九
[32].韩恒威 《锡伯族民间美术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7
[33].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08页第4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1993
[34].宋兆麟 《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一版.济南.2001
[35]《回疆通志》卷8、9
[36]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靖远寺古钟铭文
[37]朱哲《锡伯族与关羽的艺术情节》
[38]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470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3
[39]《锡伯族百科全书》第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1995
[40]《锡伯族百科全书》第24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95
[41]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42]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六日
[43].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第29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1993
新疆政府网 察县广播电视网 箭乡党建 察布查尔县公众信息网 魅力新疆-锡伯族 走进锡伯 锡伯族微群 盛京锡伯人 兴隆台锡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