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 码: 忘记密码?
学会介绍
组织机构
学会章程
网站主任:顾克明     
网站主编:锋 晖
副主编:关晓东、佟文娟
网站设计:锋 晖
网站维护:锋 晖
 
联系人:锋晖 13639903668     
邮箱:798326044@QQ.COM 
首页 > 锡伯资料库 > 专题库 > 锡伯族简史(肖夫)

 

锡伯族简史

 
肖 夫
 
 
第一章  
 
    我们的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锡伯族就是这个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大兴安岭、嫩江;北部和嫩江左岸呼伦贝尔草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前郭尔罗斯等区域是锡伯族祖先的发祥地和早期生产、生活过的第一故乡。
    锡伯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和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一道,用辛勤的劳动和丰富的智慧,创造了自己光辉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并对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锡伯族的人口分布
    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祖国的东北部,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为适应气候、地理等因素而进行的民族内部的自然迁徙以及统治民族频繁的调遣,使他们由原来生活的地区分散到辽宁,北京、山东等地。到了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又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八旗官兵一千零二十人,连同眷属共计三千二百七十五人移驻新疆的伊犁地区。从那时候起,就有一部分锡伯族人民分布于祖国的大西北,形成今日东、西分居的局面。
    据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的锡伯族人口有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主要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区。分布在辽宁省的锡伯族共有四万九千三百八十人,约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辽宁省各地都有锡伯族居住,遍及全省十二个市、地的八十九个区、县之内。其中有锡伯族一千人以上的区、县九个,如:沈阳市新城子区有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三人;于洪区有四千一百八十九人;新民县有一千八。百九十二人;苏家屯区有一千四百二十七人,铁岭地区的开原县有六千四百九十七人,法库县有二千零六人,锦州市的义县有二千五百七十九人;丹东市的凤城县有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大连市的复县有一千六百四十四人。一千人以下至五百人的区、县有八个;五百人至一百人的区、县有九个;一百人以下的区、县有六个。另外,在全省各市、地、区、县、社:所属生产大队,锡伯族人口一百人至一千人的生产大队有九十八个;一百人以下至三、五人的生产大队还有一百零六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锡伯族二万七千三百六十四人,约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强。其中有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九人,约占新疆锡伯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聚居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此外,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霍城县、巩留县的各有一千人以上,——千人以下至一百人以上市、县、区有十个;一百人以下至三、五人的市、县、区有五十九个。总的来说,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属各市、县之内。
    分布在吉林省的锡伯族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九人,主要聚居在松花江中游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锡伯屯、扶余县达户屯以及长春市等处。
    分布在黑龙江省的锡伯族共有二千六百二十一人,主要聚居在双城县、富裕县的三家子屯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
    此外,分散在内蒙古东部和北京等处的锡伯族也有二千余人。
    总之,从上述的分布状况来看,锡伯族在全国的分布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第二节 锡伯族聚居区的自然概貌
 
    在第一节里已经讲了,锡伯族的分布状况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辽宁省锡伯族居住的锡伯屯,大都座落在九河下梢的涝洼地带,移驻伊犁的锡伯族大都沿伊犁河岸边定居;留居吉林省的锡伯族,则在松花江中游,以及松嫩平原一带居住。他们在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里,利用地利,劳动生息,发展壮大。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的南部,地势大致东西较高,中部和沿海较低。除松岭、医巫闾山等丘陵山地外,概为一片广大的辽河平原。这里的主要河流以辽河为主,支流以浑河和太子河较为重要。分布在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散居在辽河、浑河以及太子河这三条河流域。散居在吉林、黑龙江的锡伯族则居住在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松嫩平原面积广阔,地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便于灌溉,是宜耕宜牧的好地方。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里和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上。松嫩平原实际上是一个四面被山岭包围的盆地,松花江、嫩江汇集在这里。这里气候适宜,雨水充足。锡伯族适应有利的地理条件,很早就从狩猎、畜牧经济逐渐进入了农业经济,发展了农业生产。所以,清代初期席北米” (席北即锡伯)就盛名于东北。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统治民族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把长期生活在松嫩平原的大部分锡伯族凋遣来辽河平原驻屯。从此,他们在辽河流域,浑河边上又创建村寨,垦荒造田。
辽河平原不仅面积广阔,土地肥沃,而且气候比较温和、湿润,生长期约一百八十——二百天。所以,很适合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是辽宁省主要的耕作区。移驻盛京所属各地的锡伯族,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在早主要种植高梁、玉米、小麦、谷子等。经济作物有大豆、棉花、柞蚕、烟草等。八十年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办起了工业,如:住在浑河流域的沈阳市苏家屯区北莹子大队(以锡伯族为主的大队),在粮食生产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方便的交通条件,办起了四个工厂:麻刀厂、烤漆厂、化工厂和有机玻璃厂。
    沿着嫩江、,松花江岸和沿海一带居住的锡伯族,则利用河湾等地的有利条件,除经营农业外,还搞一些渔业生产。
    新疆地区锡伯族聚居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的伊犁河南岸和天山西段的阿拉喀尔山北部。北面以伊犁河与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为界,东面与巩留县接壤,南部以阿拉喀尔山与昭苏、特克斯相邻。东西长约九十六公里,南北宽约七十二公里,面积为四千四百三十四点二四平方公里。全县共有八个公社、两个国营农牧场、三个农垦团场、两个林场,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县。
    这里的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海拔高度为五百八十——三千八百米,由南往北逐渐平坦,自东向西渐趋开阔。平原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丘陵占百分之二十七,山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现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为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七十四亩。海拔七百米以下的伊犁河冲积平原是自治县的主要农业区。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属大陆性北温带温和干旱气候,这里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另外,它的东、南、北三面为天山支脉所环绕,西部地形开阔,易受冷气流侵袭,是新疆降雨量较多的地方之广;无霜期约在一百五十——一百八十天,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居住在这里的锡伯族,二百多年来适应上述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种植小麦、玉米、高梁、水稻、谷子、豌豆等粮食作物,油料有胡麻、油菜、葵花籽等。还种有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锡伯族亦有经营园艺、花卉和种植蔬菜的传统习惯,锡伯族家家都有前后大园,这里栽培各种果树,如苹果、梨、杏、葡萄等,还种植蔬菜,有辣椒、韭菜、土豆、大蒜、葱、萝卜、黄瓜、茄子、白菜等二十余种。蔬菜瓜果自种白食,没有买卖的习惯。
    这里水草丰美,也是个很好的畜牧区。锡伯族主要饲养牛、羊、马,除了农耕和交通使用之外,主要是解决吃肉、吃奶等问题,也喜欢饲养鸡、鸭、猪等家禽家畜。北部河湾里盛产各种鱼类,主要是鲤鱼,新疆有名的鲟鳇鱼又是伊犁河的特产,所以捕鱼也是锡伯族人民古往今来的一项主要的副业生产,同时也是锡伯民族的一种爱好。故冬雪出猎,春化捕鱼,是锡伯族祖传的风尚。南面的阿拉喀尔山是水草丰美的夏牧场,山里又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如煤、铁和稀有金属等;生长着砍伐不尽的以云杉为主的林木;而鹿茸、贝母、大黄、甘草等药材是这里的重要特产。特别是煤的储藏量多,质量又好,除供应本县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和一般居民的燃料之外,还供应伊宁市、伊宁县、巩留县、博尔塔拉等市、县的燃料。
第三节 民族关系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各民族通过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壮大。在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纠纷、隔阂,于是就构成了比较复杂的民族关系。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特别是拓跋鲜卑,早在公元337——581年之间,在黄河流域先后建立过南燕、西秦、后燕、南凉、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十几个王朝,大量的和汉族接触。他们迁到中原以后,逐渐采用与中原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了分土定居,计口授田等措施。正如列宁在《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中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的历史文物证明,自两汉时期开始,居住在东北的鲜卑民族与中原等地区的汉族, 虽然相隔千里,但在经济上就保持着联系。例如,从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察右旗赵家房子村二兰虎沟、四子王旗井滩等地,被认为是鲜卑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来看,有两种特色的文物:一种是反映鲜卑特色的金、银动物形饰牌,双条铜釜,长腹陶罐,又有一种是典型的汉式文物,如灰陶罐、规矩镜等。还有汉文的如意锦残片,足以说明民族间早有的交往。
    历史就是这样,在我国北部的广阔疆域内,少数民族的南迁,汉民族的北移,兄弟民族之间杂居共处,相互渗透,以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趋向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
    锡伯族东西两部分的差异,也证明了民族交往、共同影响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被分隔成东西两大部分,相隔已两个多吐纪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因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等各不相同,东北和新疆地区的锡伯族在其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上均起了变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十八世纪中叶;携眷驻防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上的需要,自乾隆三十一年进驻伊犁河南岸 (即今日察布查尔地区)的次年,就组建了锡伯营,同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统称为伊犁四营。锡伯营组建之后:按。八旗分筑八个城堡定居下来,以后逐渐形成今日的八个牛录的居民区,这是今日还保留着的八旗制标本。因为他们生活在特殊的八旗军营制度里,在城堡之内,其它民族不能随声杂处。正由于居住比较集中,军营制度严格,加之清政府所规定的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的禁令的束缚,使锡伯族与其它民族的交往相对地少了些。所以,长期地保持了自己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以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许多特点。但由于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伊犁是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也接受了一些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增添了如刁羊、吃抓饭等新的习俗。  
    然而留居在东北老家的锡伯族,由于居住比较分散,长期与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错居杂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日俱增,因此,汉族的文化对东北锡伯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两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服饰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异了。和蒙古族错居杂处的也接受了蒙古族的文化,特别是语言等方面。如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锡伯屯的锡伯族至今讲——口流利的蒙古语,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亦受到一定影响。
    总之,锡伯族就是在与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而发展壮大的,同样,锡伯族的生产生活对其他民族也有影响。在锡伯族历史上与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主流。
 
 
 
第二章 族名与族源
 
第一节  
 
锡伯在汉文里有须卜、犀比、鲜卑、悉比、失必、师比、室韦、失围、斜婆、西伯、实伯、史伯、冼白、西北、西僰、席百、席伯,席北、锡伯等二十余种读音和写法,这是由于用汉语,拼写少数民族语音时,审音定义不准,加之封建史学家撰写史书时,往往从大汉族主义和正统观念出发所致。
关于锡伯族族名的由来和它的含义,中外史学家解释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锡伯系地名,后来成为居住在这里的部落的名称。如日本人岛田好在其《锡伯卦尔察部族考》文中写道:锡伯人自言:锡伯系伯都讷附近之地名。予谓‘sibege’乃绰尔河之故名,遂成此河流之地名,进而成为据有其地之部族之名称也。[]
 《后汉书·鲜卑传》亦云: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因此号焉。
 以上是族名由地名而来的主张及其依据。
 一种解释,锡伯是由部落名发展成为民族名称的。如《锡伯族源考》,文中这样记载:查阅《辽史》,和黄头室韦一起征辽的臭泊部,与锡伯声音相连,就可能是共同音异字。[]
 一种解释,锡伯即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如何秋涛《朔方备乘》一书中记载: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
 《亚洲学报》上有段记载,说的更清楚。鲜卑入迁内地后,都逐渐融合在汉族大集团之内;其在边缘遗留的部落,则另起名称,如契丹、库莫奚、地豆干之类,更远的部落由于译音的不同,又别有名称,如室韦、失韦之类。其实,室韦、失韦即鲜卑的音转。[]
 以上三种说法,就是古今中外学者对锡伯这一族名的总括的提法。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锡伯族的民间传说,以及本民族从古到今的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来分析,后两种解释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下面依据史料,对锡伯这一族称的由来,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锡伯这一写法的最早使用,见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对九部之战[]的记载。科尔沁三部,即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
《清太祖实录》里记载满洲诸部之世系中,有乌拉之克习纳都督,被杀于同族之巴岱达尔汗,克习纳都督之孙名万,一名王台(即以后哈达之万汗),奔席北” (即锡伯)之绥哈城的一段史实,这是锡伯之名见于正史之始。 []以后在满族入关前后,用汉字记载的史书以及档案里,则用席百、席伯、席北、西僰等字样为多见,偶尔也有写锡伯二字的。自辛亥革命以后至今日,则一律使用了现在的锡伯二字。
锡伯是鲜卑的转音,鲜卑是,中国古代民族之一,鲜卑人曾雄踞漠北广大地区,他们流动性大,活动面广,所以很多山河、城堡、村屯都是以鲜卑” (锡伯命名的)。下面引几条史料以佐证:
 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叙述黑龙江省历史沿革时引何秋涛的话说: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锡伯利亚,皆鲜卑之转音也[]
西清在这里引用何秋涛对锡伯的解释,认为锡伯乃是鲜卑的转音,是部落名,非地名。俄国有锡伯利亚,就是因为鲜卑族长期散处其地,后人就以此部族之名,称此地为锡伯利亚。意思就是锡伯人经过和生活过的地方。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中亦云:呼兰有西伯河,以鲜卑部遗人所居得名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考》也记载云:从里海至西伯利亚及辽水流域都是鲜卑族居住的地方,故《后汉书》所云: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之语是错误的,鲜卑乃是其大名,事实上是以民族之名命山河之名。
清乾隆二十九年,居住在盛京所属十七个城镇的一部分锡伯兵民被抽调移驻新疆伊犁,途中休息、暂住一段时间的地方,渡河的口津,都被后人命名为锡伯图锡伯渡。如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锡伯渡,就是锡伯族西迁的官兵经阿尔泰渡额尔齐斯河时的渡口。在额敏县的锡伯图,是锡伯族官兵歇脚待命的住处。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至今犹存的以族名命其居住地名的事实,充分说明;锡伯族名是鲜卑二字的转音,不是来源于山河之名。
关于锡伯是否是臭泊室韦的同音异写,从汉字的发音和汉译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
前面提到过。汉译少数民族文字经常会出现语音上的错误,所以,一个民族在汉文史籍中往往有几种称谓。锡伯一音在锡伯族的口语中发音是“siwe”,在书面上则写“slbe”。那么,室韦(sewei)这个读音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就关系到汉字的发音和汉译的一般规律。如汉译少数民族语言的” (si)音,均译成” (se),蒙古人名乌巴锡(ubasi)汉译为乌巴什(ubase)“si”变为“se”音;又如笔帖和锡” (biexesi)汉译为笔帖式, (bieise),清朝的多数满汉文档案全部都是这样的变换规律。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至于“we”“wei”的关系,汉字没有“we”这个读音,要发“we”音,必须顺着音变的规律,自然地加“i”音,就成为“wei”音了。所以,锡伯和室韦本是一个读音,仅在汉语发音上有了一点区别。
室韦有许多部落,如蒙兀室韦、黄头室韦、臭泊室韦。其中,蒙兀室韦构成了蒙古民族的主体,不是所有的室韦都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从发音上分析,臭泊室韦与锡伯最为接近,所以锡伯可能是臭泊的转音。
综上所述:锡伯这一族名,本是锡伯族的自称,从古至今都以“sibe”这一读音自称。但由于汉译时审音定义不准,所以在汉文史书中出现了十几种不同称谓。事实上,不论鲜卑、臭泊室韦,还是锡伯,都是同一民族名称的同音异写。认为锡伯来源于地名的观点是可以否定的。
第二节   族源
民族的起源,民族的迁徒,都是民族史上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把这些重要内容弄清楚了,民族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相互融合的历史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锡伯民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是研究锡伯族历史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缺乏史料记载,所以,研究其族源实有许多困难,史学界认识不一,诸说纷纭,至今未能得出定论。归纳起来看,亦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锡伯族满族同源,都是女真人的后裔;一种见解,认为锡伯与鄂伦春同出自室韦,一种见解,认为锡伯即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
以上三种见解,各有一些史料作为立说的根据。究竟哪种见解比较接近史实,下面试述之:
一、锡伯族与满族有无渊源关系
《满州源流考》和《柳边纪略》等文献都认为锡伯族与满族同源。
《满州源流考》记载:清太宗诏谕嫩江锡伯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
《柳边纪略》也说:席北……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
 “锡伯与满族同源,同祖说的史料,迄今见到的并不多,下面根据清朝初期的实际情况,仅就现掌握的史料进行分析。
先从清太宗皇太极当时的地位和处境来分析。清初,新兴的满族贵族集团,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东北已取得的统治地位,必须首先全部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以解后顾之忧,进而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准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们对东北的各部落,采用了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与已降部落的贵族联姻,并给予高官厚禄,用以笼络。正如太宗文皇帝天聪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命令管步军副都统巴奇兰、参领萨穆什喀率领官兵往征黑龙江时说的:
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口,尔之先吐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知之,足以甘于自外,我皇上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
 所以,皇太极对东才匕地区语言相近的诸部族俱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不是事起无因。
 其次再来看锡伯自言与满州同祖之说。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 “九部之战前后,就有一些锡伯部落的头人携;阽亲属和属下投降了努尔哈赤,加入了满籍,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如一五八八年,苏完地方锡伯部落长索尔果和他的儿子费英东就率领五百户投降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费英东佐理政务。九部之战之后,又有一些锡伯族人畏威、怀德而归附了满族。如一六二五年(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上谕所说:
锡伯部之巴达那,脱离尔之原来部落。率三十余户前来投诚,已授封备御之官。巴达那故后,其弟赫洛惠承袭共兄长之职,与尔等同来之人,世世代代免役之[11]
随着努尔哈赤政权势力在东北的扩大和稳定,归属的锡伯族为数不少了。他们为了活命和图谋享受高官厚禄,向满族统治者献媚,道出了席北与满洲同祖之言。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现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根据这一论述,对照些史实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解锡伯族与满族非同源同族;之道理。
首先锡伯语与满语有所差别,这是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之。《西斋偶得》记载:锡伯或称史伯,其语言近满洲
《黑龙江志稿》亦云: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言语衣服与达呼尔同[13]
以上两条史料都没有说锡伯语与满语相同。一说锡伯语近于满语,而不完全相同;一说锡伯族语言、衣服与达呼尔相同。我们知道,达呼尔语属于蒙古语族,而满语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两者是有差别的。如果说锡伯语言与达呼尔相同的话,当然与满语是不同的。在《侍卫琐言补》一书中说的更清楚。如:
东三省新驻京人,充侍卫人,皆以新满洲呼之,其实非满洲也。各有部落,如锡伯、索伦之流,……三省各部落人语言大异,有时共打乡谈,非清非蒙,自足彼处之方言也 [14]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凤城县志》又有记载:西僰族(锡伯),原居伯都讷,康熙三十八年,经固山额真巴尔,:合泰奏准,移盛京二千名,……入凤城旗籍者无多姓,世居县西喇蛄沟等处,性柔和,能操土音,通清语,文童并满号考试[15]
又有《辽阳县志》记载云:“……清初以种族相近之关系颇多内附辄编入旗,分为蒙古八旗,旧部则赐以封爵羁縻之,使各安藩属,其色目又有锡伯、巴尔虎等名,习俗语言、文字与满洲小有异同。……”[16]
以上说明锡伯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锡伯语与满语是有差异的。
其次,满族贵族集团建立的清政府对锡伯族人民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态度,表观出两个民族在心理上的差异。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看出。
1.清初,清政府把东北隶属他的各部落统名为满洲。但是,满洲又有新旧之分,将自动投降的苏克苏虎等十七个部落叫做佛满洲即旧满洲,授予部落头领官职,人民免赋役;用武力征服的叶赫、乌拉、锡伯等四十九个部落叫做伊彻满洲,即新满洲;而归服较晚的绰尔河流域的锡伯人和伯都讷附近的卦尔佳人,则未获得满洲的称号,而仍用原来的名称。所以,同为一个锡伯族,有的叫佛满洲,有叫伊彻满洲,也有仍叫锡伯原称,未获得新旧满洲之称呼。由于与不同的名称相适应,有不同的隶属关系,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待遇,所以使锡伯民族内部陷于分裂。
2.清统治者为了防止锡伯族的反抗,加强对锡伯族的有效统治,又把锡伯族从原来聚居的故乡遣散到各处,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这里有一份当时的官方不予记载的史料可以佐证。沈阳郊区大孤家子锡伯族吴扎拉氏《宗谱》里记载:崇德帝(清太宗)说:锡伯众人民要分散各境,万不可使居一围,恐后生事。[17] 
 后来的统治者:顺治、康熙、乾隆等,一贯执行了这一政策。因此,长期生活在嫩江西岸、绰尔河、洮尔河和松花江流域的锡伯族人民,被迫进行了多次的大迁徒。康熙四十六年,众锡伯合力修建的沈阳锡伯家庙”(即太平寺)立石碑追溯自己如何迁至盛京所属各城镇的具体时间、地点、人数等。石碑记载云:
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岁河流域,嗣后移居尔根、齐齐哈尔、伯都钠等地,编七十四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分三批迁入盛京,安置于各省驻防效力。……”[18]
 康熙三十九年(一七OO),内务府等衙门又奏称: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康熙皇帝)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之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19]
 从以上史实看,清朝统治者对锡伯部众大有戒心,不让他们聚居在各自的故土上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而是迁散到各地,以分散其力量,削弱其斗志。
3.清朝的内务府和王公贵族在东北各地都占有大量的庄园,强迫满、蒙以外的各部落去充当内务府包衣”(家奴)。如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罗斯屯、达户屯、锡伯屯、莫登格等村屯,都是包衣居住的村落,其中约有几百户锡伯人家,都是内务府的包衣,由京师派遣来专给皇室捕捞鲟鳇鱼。此外,在京师的皇宫、王府、满、蒙八旗内充当包衣的锡伯人就更多了。如上驷院咨文兵部,调取为随驾前往木兰围的太监备马当差的锡伯马甲之文件中写道: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初五日,上驷院咨文兵部,为咨取锡伯马甲事:窃查,凡遇皇上巡幸,本院牧厩丁为随驾太监备马当差不敷,统自八旗取用管锡伯甲章京,锡伯甲在案。此次为随驾往木兰围太监备马,牵驼当差、本院牧厩丁实不敷闲。因此之故,循例咨行贵部转交八旗,着满、蒙八旗各派锡仙甲七十名,管甲章京一员。……”[20]
 又在上驷院堂呈中记载云:为咨行事:本院片奏,再查,本院每遇陵差,向由八旗挑取西伯章京八员,西伯甲二百八十名。……该官兵向随驾太监:备马当差。……”[21]
在《上驷院行文档》里,象类似的文件是不胜枚举的,这里不再赘述了。就照上述两件档案记载看,编入在京满、蒙八旗里的锡伯甲,实质上是满、蒙王公的包衣。锡伯甲为随驾太监备马、牵驼已成为清政府的惯例了。从记载推算,锡伯甲为太监备马当差始于康熙朝,止于光绪末年,长达二百三十多年,为太监备马当差是锡伯甲的一贯差务。众所周知,太监的身份是属于奴仆,而锡伯甲又为太监备马当差,其身份的贵贱是不言而喻的了。
4.遣散各地驻防效力的锡伯族,仍然遭受清统治者的歧视。乾隆以前,是不允许锡伯人充当护军或委官的。就在分配土地、草场以及升迁、调补等方面,也都存在着歧视。如在《八旗通志》卷二十六兵制条下云:
雍正元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谕,席北等原刁二挑选护军。嗣后;伊等内有汉仗好者,亦着挑选护军。特谕
乾隆也曾谕臣下曰: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降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能效力,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22]
后来,在委用官员等方面,虽然放宽了一些,锡伯人才开始充任领队以下的官职,但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样品级的锡伯官员,枉待遇卜又有较大的差别。现将伊犁满营和锡伯营官员俸饷作一对照,以资帮助理解满族与锡伯非同源同祖的事实。如《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记载:
满洲协领:年养廉银三百四十二两;佐领:年养廉银二百五十两;防御:一百六十两;骁骑校:一百三十两
锡伯营总管(与满蒙协领同级别):年养廉银一百三十两;副总管:一百零五两;佐领:一百零五两,防御:八十五两,骁骑校:六十两[23]
从这些具体的待遇上看,锡伯营总管,管辖八个牛录(八旗)的军政大员,和满营一个牛录里的三等小官是一样的待遇,但是,两者的品级却相差四级。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清太宗皇太极的上谕充分证明锡伯与满族本非同源同祖。皇太极说: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即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24]
 从皇太极的这一段话得知,珠申这个族名,是指席北(今称锡伯)族的墨尔根部落而言,与皇太极所在的建州女真的族名毫无关系。就是说,锡伯与满族相互无关。
总而言之,锡伯与满洲同源之说与史实有出入,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锡伯族与室韦、鄂伦春之关系
有人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同祖,源出室韦。[25]
室韦的发源地与锡伯族之发祥地吻合。如《太平寺碑文记》中写道:
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赉陀罗河流域,锡伯族祖居嫩江左岸已明确。
至于室韦之发祥地与活动区域,新、旧唐书、《北史》等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如《北史·室韦传》云: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魏书作盖水——作者注),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余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26]
据中西学者解释,上面所述捺水,即今嫩江。啜水就是今西喇木伦河,犊了山即今桃赖图,屈利水乃句利水之误,即今洮尔河。从由屈利水北行,到其国有棕水等记载看来,此即室韦在今齐齐哈尔、嫩江伯都讷附近之证。
再看室韦和锡伯相同、相近的习俗。《魏书·失韦传》记载:
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 [27]锡伯族至今不把幼儿死尸土葬,而是置于野外,让禽兽食之,意为尽快轮回转生。锡伯族旧习,父母死服丧三年,夫死,妻室守孝三年,不能改嫁。这些和室韦的丧葬习俗是一致的。此外,《隋书·室韦传》又记载云;
 “……,妇女皆抱膝而坐
 这一习惯坐姿在今日的锡伯族妇女中仍然可以见到。锡伯族妇女在礼仪方面非常注意,她们抱膝垫脚而坐的坐姿,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与哈萨克族妇女的跪膝垫脚而坐,维吾尔族妇女的叉脚而坐都不同,在汉族的妇女中也见不到这样的姿势。
室韦的婚嫁之法,也与今日锡伯族婚姻习俗有相似之处。如《旧唐书》记载云:
 “……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曰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28]
 《新唐书》亦云:
 “……其俗,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29]
今日的锡伯族在早也是男去女家役力三年,然后举办婚礼,女家分一些家产给女儿,此习俗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亦有之。这些虽然说是因备不起彩礼而去女家服役三年的,实际上就是祖先的旧习相沿于后世的佐证,只因年代久远,生产、生活环境又有异同,而增添厂新的说法而已。这种男去女家役力三年的习浴,在其他民族就不多见,仅在锡伯族中仍然继续着。
依据史料,锡伯族源出室韦是毫无疑问的,但鄂伦春族非出自室韦系统,因此不是与锡伯族同祖,这里也就不再叙述了。
三、锡伯族与鲜卑族的关系
根据文献资料、锡伯族民间传说以及民俗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可以证实锡伯即鲜卑遗民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比较客观的见解。
1.从古人撰写的历史文献看锡伯即鲜卑遗民的观点。
《朔方备乘》中说:臣秋涛谨案: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一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知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 [30]
自清道咸以来,研究我国东北、西北历史地理之学颇盛,何秋涛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关心时务,博览群史,补缀排类,著录汇编,写成《朔方备乘》。自谓此书将北方一带之史地、制度沿革、山川形势、部落、民族的情况详细地阐明了。何秋涛考察了锡伯利等路疆域,首先肯定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所以有锡伯之名。锡伯当非索伦,亦非蒙古,就是古代鲜卑的遗族。这是说今天西伯利亚的名称是出于鲜卑,而鲜卑又是民族的称呼,古代鲜卑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就是锡伯族生活过的地方的意思,同我国古文献说达呼尔人生活过的地方叫做达呼利亚是一样的道理。
李文田:《元秘史注》亦云: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锡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一统志》作西毕尔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31]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里又记载云: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语言衣服与达呼尔同[32]
《西斋偶得》亦云:锡伯或称史伯,他们的语言与满族相近。康熙午间自吉林迁入内地,编人满、蒙八旗散居盛京各城。古音。《汉书·匈奴传》中提到黄金犀纰、犀纰带钩,亦提到鲜卑,或师比,可见锡伯当为鲜卑遗民。
 今人肖兵根据古代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对鲜卑作了一番研究,他在《犀比、鲜卑、西伯利亚》一文中又写道:鲜卑,是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名称,或号山戎’(鲜、山古音同),属于所谓东胡系统,而与东方夷人集群有密切关系。……鲜卑最初活跃于我国辽河流域,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其一部滞留我国东北,成为今天的锡伯族;……”[33]
以上各史书或文章,一致认为今天的锡伯族就是古代东胡系统的鲜卑族的遗民。
2.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为锡伯族是鲜卑遗民说提供了依据。 
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丘陵地带常住有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部落集团,在我国的历史上称为鲜卑,以后他们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
公元一世纪中叶,雄踞我国北方的匈奴大帝国内部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蒙古草原成了无主的地带,于是东胡的一支——乌桓族占领漠南,鲜卑部落也跟着入踞漠北,从此成为蒙古草原的新主人。一五六年,鲜卑族的势力推进到,匈奴大帝国的本部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这时,原来蒙古草原上留下来的匈奴余众尚有十余万人,在鲜卑统治蒙古草原之后,他们也就加入到鲜卑部之中,自号鲜卑,鲜卑势力至此益盛。
古代的鲜卑,因起源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可分成两大部分,即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拓跋鲜卑起源在今蒙古草原的东北角,即今额尔古纳河的东南。那里的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便是他们祖先的原始分布地。在《魏书·礼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这样写道: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诏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篡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祗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34]
在同书中的《乌洛侯传》里亦云: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35]
看来《魏书·礼志》中指的石室,是有关拓跋鲜卑祖先活动的主要有据可查的遗物,对确认鲜卑山的所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实物依据。石室的方位,在《魏书。乌洛侯传》里提到:
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
完水,《唐书》称室建河,即今之额尔古纳河。难水,即《唐书》中的那河,今称黑龙江。这样,乌洛侯国的所在地就在今黑龙江省之嫩江流域。从地理位置上看嫩江流域的西北为额尔古纳河,则魏先之石室当在两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
关于鲜卑旧墟石室多年来始终是个谜。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等同志经多次调查、反复考证,终于于1980730在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找到了石室,揭开了石室之谜,当地群众称为嘎仙洞,米文平在《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叶:说:嘎仙一词系鄂伦春语,词义未详 [36]嘎仙()”,在锡伯语的含义是村屯、故乡,再引伸而解还具有出生地之意。
石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十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之东麓。嫩江西岸第二条支流甘河上游及以西的古温河、诺敏河、阿伦河、音河(济沁河)、雅鲁河、绰尔河直到洮尔河一带。正是锡伯族祖先长期活动的区域,对此《清太祖实录》明确记载云:
“……北嫩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莽古思、明安、席北部、卦尔察部……九姓之国,合兵分三路来侵[37]
这就充分说明锡伯系属北嫩部,即拓跋鲜卑之直系后裔。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石碑所记载亦云:
“……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嫩江)、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七十四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施高厚之恩泽,将锡伯部众,分成三批,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安置于各省,驻防效力。至康熙四十六年,锡伯众人民,筹集白银六十两,置买民房五间,始建太平寺,并从京师虔请大藏经一百零八册,一年四季,众僧聚集一堂,焚诵书不绝,永偿所愿。……”   
碑文所指的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当指呼伦贝尔以东及嫩江西岸一带。在海拉尔东南伊敏河、辉河合流处西侧有锡伯山” (今名室韦山),《舆地秘图》和《康熙皇舆全图》都把它写作“sibe alin” (锡伯山)
陀罗,河名。《清一统志》作陀罗《盛京志》叫做滔尔,即洮尔。张伯英所撰《黑龙江志稿》中把陀罗河放在洮尔河条内,并解释说:陀罗,满语桃也。桃、洮、淘同音,故各书互用。
洮尔河发源于索岳尔济山以北,并汇合弩克图、木什匣等河,到特门河(骆驼河)折向东流,经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流一百八十里与桂勒尔河相汇。洮尔河既合桂勒尔河南流五十里,经扎萨克图郡王府东南,过突泉县,再向东南流二十里,复合折向东流,这里就是锡伯故城的所在地。锡伯城在扎萨克图郡王府东南五十里,洮尔河支流的西岸。据《黑龙江志稿》记载该城周长丸里,有四座门,城的西北隅有内城。屠寄《东三省舆图说》亦云:
今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五十里有西伯城,亦作锡伯城,又作席百、席北,在陀喇河、归喇里河相会之南岸,亦周九里,门四,西北偶亦有内城。陀喇河亦自西北南流,绕城三面,东入松花江。正当曲江之处,是锡伯城[38]
 杨宾《柳边纪略》又载:席百,……在船厂边外西南五百余里,……凡自   船厂往墨尔根、瑷珲、黑龙江者由此[39]
 这里指的字疑即北字之误,西南应作西北。
 绰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坡。《满洲源流考》中说:
 “绰尔河在齐齐哈尔西三百里,入嫩江[40]
 清太宗天聪年间(一六二七——一六三六年),金兵开往黑龙江时,就曾经过席北绰尔门地方。在绰尔河东南的嫩江左岸,又有名锡伯苏苏” (锡伯语,原籍之意,即锡伯人祖居的地方)的地方。可见,绰尔河流域从很早起就是锡伯部落的活动区域了。所以,在索岳尔济山、呼哈乌尔山间,至今尚有室韦山”(原作锡伯山)之名。
 雅鲁河流域(即绰尔河以北、音河以南的地区)也是锡伯族早期的活动区域。如在沈阳市前边台锡伯族《哈斯胡里氏谱书》序文中记载说:
哈斯胡里氏,锡伯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墨尔根城(嫩江)和雅鲁河流域。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子名乌苏布,次子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41]
 又如雅鲁河上游左支卧牛河畔有锡伯儿台锡伯尔台部落;下游北岸,有硕伯罕、索伯台、西伯屯等地,疑即由锡伯部族长期生活于此间而得名。锡伯之地,在东北甚多,尤其在嫩江北和嫩江左岸,不胜枚举。今绰尔河上流右岸有室韦山,《战迹舆图》中作"sibe”;松花江左支,又有“sibe bira”(锡伯河)的河流;在西拉木伦上流英金河之左岸,亦有锡伯之河。《辽海丛书》说:
“……白船厂至墨尔根设二十站,由席百部中行,皆沙漠无山水。……”[42]
 以上事实说明,明末清初以前锡伯人活动的范围,就是当年拓跋鲜卑人、起源和早期生活的地方。
3.从锡伯族先人们世代相传的民间传说看锡伯系鲜卑后裔的观点。   
 过去,许多民族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些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文字,他们是凭一代接一代人的口头传说来回忆、述说自己过去的历史。所以,传说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伯族也有不少民间传说,一代接一代地往下传诵。他们知道自己是鲜卑后裔,在歌曲中唱出“silin dacun sibesian biamga enen”(勇敢善战的锡伯,是鲜卑族的后裔)的歌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三区民族革命时期编印的锡伯文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这样段记载:
据老人说,锡伯原系东北民族,是东胡系统,鲜卑,族的后裔……”
 在东北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沈阳市锡伯族老人胡国俊早在二十世纪初,把前人的传说记录并传下来。
锡伯民族祖居黑龙江上游流域空阔的草原地带,在兴安岭以北过着游牧生活。民族性格勇敢、勤劳;聪明,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祖先是鲜卑。
锡伯民族是有文化的民族,他们原来的文字是呼杜木文,形象与蒙古文相似;原来的语言是吉甫西语,音调与达呼尔语相近。
我们的祖先由北方来到盛京城东二十五里地方,地名国公寨,务农为生,过去家庭信佛教。男治外,女治内,而祖先有两处供奉,一处是喜利妈妈,是女祖先;一处是男祖先,供奉在室外右边墙角上,叫海尔罕,每年祭祖。……”
这一则民间传说,世代相传不息,它很能说明锡伯族族源,早期的活动区域,以及当日寸锡伯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用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祭祖等特点的重大问题。它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参考价值。
4.从民俗学的角度,也可以寻觅到今日的锡伯族在共社会文化方面保留着与鲜卑习俗一致的许多特色。
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在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里,经过很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很大的保守性,特别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从今日民族的习俗、宗教信仰等,也可以追溯到与其自身有渊源关系的古代民族的习俗,说明今日民族的族属。
《后汉书·鲜卑传》云:“……唯婚姻先髡头
看来,髡头是鲜卑人男婚女嫁时非做不可的一种特殊习俗,对鲜卑的髡头,有人曾做过一些考证。说鲜卑的髡头形式大概和满洲人剃头顶发之大部分,垂辫于后相似 [43]。锡伯族的男女在婚礼的前夕,结发女子要拔去脸上的乳毛,叫做修面,并盘髻(未成婚的女子则单辫垂于背后);男子也要刮脸剃头,在早也剃顶发之大部分垂辫于后。这就是古代鲜卑族的髡头习俗相沿于后世子孙的见证。
再说丧葬习俗。一九六O年,在扎赉诺尔木图雅那河的东岸发掘了三十一座墓葬,这些墓葬的特点,全部都是竖井土圹,内放桦木棺,尸体皆仰身直肢,头向西北,木棺多是有盖无底,男女皆以马牛殉葬。妇女的发辫,虽不甚长但有辫有髻 [44]。而锡伯族从古到今的习俗,凡是男女老少身死,其墓葬均为竖井土圹,内放松木棺,尸体也是仰身直肢。凡是生前没有成婚的男女,或老或少,其棺均为有盖无底;已成婚的其棺一律有盖有底。有钱有势的人死了,以马牛殉葬;穷人则以纸马纸牛为殉葬品葬之。把死者生前喜欢穿戴的服饰等在其墓前烧化。又如《宋书》也记载,拓跋人死后,人们将其生时所用皆烧之,以祭亡者。
我们知道:东胡各族(包括鲜卑)都信萨满教。萨满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一旦患病,先召巫师跳神祈祷,以期病愈。锡伯族一致保留这一传统习俗,直至解放初期,萨满跳神治病的还非常普遍。人们也尊敬萨满。
此外,乌桓、鲜卑耕种常以有布谷鸣为候。锡伯族至今有听到布谷鸟鸣即种高梁、玉米的习惯。
另外,锡伯族还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直到解放初期还能见得到在住房西墙或北墙上悬挂绘制的似狸非狸、似狗非狗的兽形图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鲜卑兽。据传说,在古时候鲜卑族从大鲜卑山(即今日的兴安岭)南迁时,遇到八难九阻,走不出大兴安岭,后有神兽,其形似狸非狸、似狗非狗,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对鲜卑兽又有其它的解释,《钦定蒙文汇书》有“soboy”一字,汉译为貊,五爪虎也。大致象一种虎,大如狗,纹如狸。总之,鲜卑族南迁时,有神兽引导,才走出了大兴安岭,安然到达南方大泽(即今呼伦贝尔草原)。因此,鲜卑族就把它奉之为神兽,加以供奉,久而久之,就成为这一民族所崇拜的图腾,把它的形象绘图悬挂,以表敬尊之意。
嗣后,用作腰带垂于胸前,倍觉威丽而尊严。用广而物缺时,就铸其图形于带钩上,亦觉名贵。此类革带、带钩的兽形图案出于鲜卑族,就把革带、带钩也叫鲜卑了。
锡伯族人民在近四、五十年前仍喜欢系用兽形带钩的宽腰带。其自制的带钩上确曾有似狮非狮、似狗非狗的兽形图案。这种腰带宽二、三寸,有皮制的,有线织的,带之钩有铜制的,又有玉石琢成的,同时也有把神兽图像悬挂在墙壁上供奉的。在锡伯族的宗谱以及萨满的祖宗图上,都绘有此神兽图案。
根据锡伯族早期渔猎、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和长期保留下来的民俗等方面来分析,此称为神兽鲜卑兽的其实不是什么神兽,就是别于一般家犬的专产于大兴安岭的又一种家狗而已。锡伯族从来就喜欢养一种家狗,其状腿短毛长,驯服,锡伯族在各处绘制悬挂的也就是这一种短腿长毛的狗,锡伯族叫“ban dan bal”
 从给人起名来看,也能看出古代鲜卑与今日的锡伯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古代鲜卑人喜欢叫初连、和连、宵连、项觉等,在今日的锡伯族中仍使用。但这些名字究竟什么意思,用满浯、汉语都无法解释。在起名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迁伊犁之后的锡伯族虽然没有和蒙古族杂居共处,彼此的交往也不多,但人名多袭用蒙古名或蒙古名之尾音巴图、扎布等。如:奇林巴图、阿古巴图、塔尔混巴图、沙音巴图、正津巴吐、阿克敦巴图、克信巴图、常林巴图、伊克津巴图、克西尔巴图、鄂其尔巴图……等;带扎布这个音的更普遍,如:多尔济扎布、 伯奇扎布、尔津扎布、德尔奇扎布、音旦扎布、穆克登扎布、丰隆扎布、阿尔坦扎布、散扎布、塔布恩扎布、阿克敦扎布,……等。
总起来说,锡伯是鲜卑遗民,鲜卑是一种民族称号,最早居于塞北,属东胡族系,其族派繁衍,部落极多,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鲜卑作为一个部落而与中原交流,始于公元一世纪初,从四世纪到六世纪,北方人民大迁徙的年代,鲜卑各部也先后南迁,共大部分进入内地,建立过许多割据王朝,如;慕容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等建立的政权;另外吐谷浑也是属于鲜卑族系。他们虽然处在统治地位,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之下,很快就融合在汉族大集团之内;其在边缘滞留的部落则保留原来名称,或另起名,如契丹、库莫奚、室韦、失韦之类,发展成许多支系。
 鲜卑各部,由于生产力低下,为生存而适应自然环境,生活中迁徙频繁,活动范围较广,因此,在塞北广大地区,以其族名命名的山河、城堡、村屯屡见不鲜。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他们以须卜、鲜卑、室韦、锡伯这样称谓演变过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即使在中原发生大变化,涌起大的民族融合潮流的时候,他们的一部分也保持了自己民族固有的特色和完整性;即使在清朝统治的三百余年里,他们也保持了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的心理特点。尤其是新疆的锡伯族,从东北迁移到伊犁已二百二十年了,仍一直完好地保存着自己祖先的遗风遗俗。今天通过这些遗凤遗俗对照古代鲜卑的基本习俗,就不难理解锡伯与鲜卑的渊源关系。
 
 
 
 
 
 
 
 
 
 
 
 
 
 
 
 
 
 
 
 
 
 
贺灵文
锡伯族,无论从民族学角度还是从人类学角度来说。都证明它是一个有别于同族系其他民族的渊源流长的少数民族。对它的先世,自从其历史受到历史学界提及并受到重视来,就有了分歧。在我国古籍文献中,由于锡伯族称音译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缺乏明晰的记载和阐释,因此,给史学界理顺其明以前的历史发展脉络,带来了诸多不便。近10年来,史学工作者从多种学科角度,对其族源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到目前,已经得出了一个公认的结论。认为锡伯族是由东胡——鲜卑——室韦——锡伯发展演变的。由于目前定型的锡伯之称是明末清初才出现在古籍文献中。所以自上古至明代的锡伯族历史是一片空白。以往的著述很少论及,更无系统的叙述。本章根据上述族源嬗变顺序,对锡伯族上古至元明的先世,作系统叙述。
    第一节 东胡
    东胡,根据有关古籍文献记载分析,是共同地域范围内活动的具有相近文化特征的民族综合体。但应该明确指出,当时的这一人类群体,并没有划分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他们只是表现为各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只有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战争、迁徙、流动以及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才分化为不同民族。因此,将当初的东胡人类群体绝对划分为诸多不同民族,或者只当作一个民族看待,都是偏面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同一族源的人类群体(部落或部族)发展成不同民族的现象是很多的。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谓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之后,在《史记》、《汉书》中,对东胡的活动多有论及。如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鸟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45]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46]可见,东胡是活动于我国北方的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各部族的泛称。而东胡在匈奴的东面,故称东胡。《史记索引》引服虔语云: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东胡与匈奴相邻,处一东一西。对东胡的活动范围,要画出一幅确切的地域界限图是困难的,因为从有关记载可知,东胡在分化成许多民族之前,主要是以狩猎、游牧为生,活动方式多为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虽从事少量的农业,但并没有成为十足的农业民族,他们在缺乏领地概念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因此,根据有关古籍文献的记载,对其活动范围只能勾画出一幅略图。对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根据《史记》提供的资料云:考东胡之境域,其东、南二面,盖自造阳(即今宣化府怀来县)以至襄平(即奉天辽阳之北边)以长城与中国接境,西方则以兴安岭左右之地与匈奴相连。关于其东北方面之界线,传中虽无明文,然居东胡故地之匈奴,即左贤王之封地,据《匈奴传》云: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是则东胡强盛时代,此方面已与据有哈尔滨以南、铁岭以北一带平原之秽貉相临矣。唯东胡之北界毫无文献可证。然后世据辽水上游之民族,其东、西、南三方面限于如上述地域者,其北境亦不闻有越黑龙江而达西比()利亚之事;则东胡之时,其北境盖亦同然。关于东胡之领域,若以上之推定为无大过,则其版图限于今蒙古人所住居之范围以内,而与通古斯人所住居之本地西比()利亚,不可不谓道程其相悬绝矣。[47]综观文献记载及学者的考证.东胡主要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中心活动,强盛时西达东部蒙古高原,这是他们当时的山林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东胡作为十足的狩猎、游牧民族.在商代(约公元前16——11世纪)以前,由于与华夏已没有条件相互密切往来,在汉籍中几乎阙载,因此对其商以前的活动知之甚少。商周以后,一方面华夏族的经济发展,版图扩大;另一方面,之势力也日渐扩大,并向西、南两面发展,这就为华夏族与东胡族的日趋接触创造了条件,使华夏族对周围的了解多了起来。据史料记载,商代初年,东胡活动在商王朝的正北方。《伊尹四方令》曰:正北东胡。疑史载之鬼方即东胡之一部分。在商周以后的历史上,汉籍提及了百有余戎,其中有狄、北狄、戎、北戎、山戎、北蛮等,这些都不是特定民族的称呼,而是中原统治者对边周少数民族的蔑称。他们也许是同一族系的不同部分,或者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蔑称。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服虔语: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故山戎、北狄乃东胡无疑,确切地讲,山戎、北狄是东胡的组成部分。又据《史记索引》引服虔语: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别名也。据《史记》记载,春秋初年,居燕北的山戎向南侵掠,燕国危急,求救于齐,后来桓公出兵援救,败山戎 [48]。《国语·齐语》云:遂北伐山戎,割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对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史事,《春秋》、《左传》和《管子·小匡篇》、《中匡篇》、《轻重篇》、《封神篇》及《史记》均有明载。其中《史记·匈奴列传》云: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干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战国以前,东胡活动范围达到了东部蒙古高原,这是因为当时的匈奴势力不那么强大,还未开始向四周扩展。到了战国时期,匈奴和东胡各自的部落联盟最后形成,尤其是匈奴的势力发展最迅速。并主要向东胡之地扩展,使东胡从燕国正北向燕国东北发展 [49]。这时,东胡与中原相邻国因有长城相隔,再者中原统治阶级的和亲政策和武力防范的措施,虽有小掠小夺,但没有大的相争。但是东胡与匈奴之间却越来越不相容,相互掠夺和争斗时有发生。战国以后,匈奴部落联盟内部频频发生争斗,势强力雄者争夺单于位。但不久匈奴内部便息事宁人。这时的东胡贵族统治阶层极力向西扩张,引起与匈奴的更大冲突。到了秦汉之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恃强轻视冒顿单于,一再向匈奴敲诈勒索,竭力用武力夺取匈奴与东胡之间的一千余里瓯脱外弃地。匈奴冒顿单于乘东胡轻敌无防备之机,突然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之,虏其人民及财产很多。对这——段史实,《史记·匈奴列传》有清晰的记载:
    “冒顿即位,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乃求阏氏。冒顿复向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 ’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
    从此,东胡部落联盟遂告瓦解。匈奴势力又日强,拥兵十万。匈奴击破东胡之后,东胡之大部北遁入山林,另一部分则降服匈奴,成为匈奴臣民。因此,在当时匈奴的对外战争中,也有不少东胡人参加。
    在东胡部落联盟中,有许多文化相同或相近的部落,如狄、北狄、戎、北戎、山戎、北蛮、屠何等,这些名称如上所述,也许是同一族系的不同部分,或者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蔑称。值得注意的是,东胡部落联盟瓦解后,从中分化出的乌桓和鲜卑是两个最大的部分,正是他们把东胡历史向下延伸,汉籍将他们明载其中,传之后世。
    东胡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与汉族接近的南部地区有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提,东胡主要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中心而活动。但其最盛时期,其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心活动区域)则移到了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如在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辽宁宁城县、朝阳、锦西等地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东胡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一批文化遗物。这一考古文化,考古学界称之为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 [50]。从这些文化遗址,可以了解当时东胡的经济生活及其他一些文化现象。如从辽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来看 [51]。墓内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马具、手工工具和饰物,多是青铜制品,并有东胡早期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两侧曲刃青铜短剑。说明当时东胡仍处于青铜文化时代。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牛、羊、马、鹿、兔、狐等,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营狩猎。出土的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饰牌,以及刻绘在工具、饰物上的花纹图案。其中尤以双虺(音会)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具有独特的风格。从朝阳十二台营子第一号墓看,是男女合葬墓,男性死者身上有青铜短剑二把、铜镞二、铜斧二,头顶和脚下各置多纽圆形铜片饰具一块;女性死者身上置有陶纺轮一个、铜鱼钩三个、石网坠二个、穿孔砺石一块等,从此可以了解东胡手工业和内部男女之间分工的大概情况。
    在农业生产方面,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所出土的石锄、石铲,说明东胡农业的发生是很早的。《太平御览》卷八四四饮食部引《魏略》说:乌桓、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曲蘖,常仰中国。说明东胡的农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随着东胡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东胡的社会结构也逐步地发生相应的变化。
    考古工作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的东胡遗址,单是在辽宁省昭乌达盟南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宁城县境内即发现三百余处。 [52]其中如1958年春在宁城县南山根村所发现的一座石椁墓葬,仅铜器就有七十一件,其中包苎铜盔、铜戈、铜矛、铜剑、铜刀、铜斧、铜镞等 [53],其种类和数量之多,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不仅占有了一般牧民无法相比的财富,同时也掌握了掠夺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1973年宁城南山根所出土的石椁墓中,还有仿效黄河流域贵族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如鼎等 [54]。而与此相反的则有另一种人,死后是利用废弃的灰坑和住址埋葬,往往先后埋入数具,既没有墓穴和葬具,也没有随葬的任何物品。
    同时,在呼伦贝尔的克鲁伦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地区发现的早于鲜卑的压制石器、陶器等遗存,是东胡北支文化的实物例证。陶器多方格纹、细绳纹陶鬲,陶器纹饰还有指甲纹、篦点纹等。同时,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石板墓群,多座落在依山面水的朝阳山坡上,少者七八座,多者一二百座,分布较为密集;在海拉尔河北岸巴格乌拉——赫拉木图间约15公里长的一段山坡上,就分布有八处石板墓群,可以想见,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人群较为稠密,其延续时间也较长。
    石板墓的结构,系先在地面上挖一长方型墓穴,然后以石板矗立起四框,墓内填小石块。墓葬规格大者75X 5,小者2X 3。有的墓在前“米处立一石条,以为墓碑。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亦有类似的石板墓,墓前亦竖石条,其上往往刻有鹿的形象,考古学上称为鹿石。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有饲养驯鹿的习俗,鹿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种动物的崇拜。在石板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石镞、石锛、刮削器、玛瑙串珠、大璧、玉块等。在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遗址的一座石板墓中,出土了一组通体精细压琢的石镞、石锛和玉璧。石镞分为两式:一式长身宽体,两翼略凹,系用红白玛瑙精压而成;另一式较小,长身窄体,两翼突出,镞尖锋利,系白玛瑙制成。石锛长9厘米,宽5厘米,系用乳白色石髓精琢而成,堪称精美。玉璧系青玉制,直径为4.2厘米,略呈椭圆形 [55]
   陶鬲是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之一,而细绳纹和方格纹陶鬲则是中原地区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器物,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格和特征。玉壁、玉玖也是黄河流域古代居民的常用饰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很长。
    石板墓同内蒙古赤锋、辽宁宁城等地东胡石板墓类似,其社会发展已到青铜文化时代,反映出商周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这类石板墓还广泛分布在原苏联勒拿河、安加拉河、鄂嫩河、石勒喀河下游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陶鬲、青铜器和玉璧、玉玖也见于这些地区,这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青铜时代的特征。以上这些不仅为呼伦贝尔石板墓文化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说明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和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同一民族或近邻,特别是以这一族系来说,应具有共同性。完全可以认为,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一类型的文化,是同东胡、山戎的发展相联系的,并与以后的鲜卑文化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
    东胡常和中原华夏族进行物品交换,他们常以名马、皮张、角弓交换中原的绸缎、布匹、枣、粟、粮食等。今河北昌平一带,是东胡同中原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中原各地商人云集燕都城,然后到指定的市场进行交易。宁城、大连等地出土的货币有战国时期赵国安阳、平阳、晋阳、武安、兹氏等地铸造的;也有燕国差阳、襄平、益昌等地铸造的;还有齐国陶阳、平阳铸造的。甚至魏国、韩国、北虢(guo)、南虢造的钱币,都曾在东胡地区流通。其中以燕国货币最多。
    东胡是我国古代一个很大的部族,东胡语也曾是一个较大的语族。但东胡没有本部族的文字。他们的风俗习惯大体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相同。长期的马上生涯,不仅体型有别于华夏族,服饰也不大相同,称为胡服。如东胡的腰带就十分奇异,挂有许多装饰品,曾引起中原华夏族的很大兴趣。
 
第二节 鲜卑
    东胡为匈奴击破以后,其军事联盟遂告瓦解,从中分化出鲜卑、乌桓等部族。他们开始以各自的发展规律在历史上扮演角色。从此,我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中原与北方各民族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成为左右北方政治形势的主角;乌桓夹于鲜卑和匈奴之间,又处于汉朝北部边界,不时向左右摇摆,并且在处理三者关系失当时,又左右受击,损失惨重;鲜卑的主要部分则遁至乌桓之北,曾经很长时间没有条件与中原往来,只是作为匈奴和乌桓的臣民,战则为兵,平时则民,游牧、游猎于北方广阔的山林之间;汉朝则出于政治统治和北部广袤边界不受侵扰之目的,周旋于匈奴和乌桓之间,以侵扰者为敌,以和亲者为友,或者与和亲者结盟,共击侵扰者;肃慎和夫余在东部刚开始兴起。自东胡军事联盟瓦解后的数百年间,在北方一直表现出上述政治、军事形势。
    匈奴、乌桓、鲜卑三个部落联盟在经济、文化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乌桓和鲜卑的文化基本上表现出一致的特点。在汉代前后的数百年历史上,这三个部落联盟的历史又是密不可分,并且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因此,在正面叙述鲜卑历史之前,有必要将匈奴、乌桓的历史及其与鲜卑的关系作简单叙述。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联盟时,亦即其杰出首领冒顿单于(?——174)立位之时,其军事力量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56]。它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在东破东胡的同时,又西击月氏,南降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平服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 [57],并进占秦河南地(今河套一带),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其势力范围已由头曼单于时的河套、阴山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内蒙古草原北部、五原郡等长城以北、以西地区。匈奴的强盛,不仅成为汉朝的心腹边患,而且也日益成为乌桓和鲜卑的莫大威胁。西汉初年,它常南下侵扰,汉高祖七年(200),以精兵40万困高帝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对西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公元前128年、127年和123年,汉使大将卫青等三次出击匈奴,匈奴受重创。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等又两次率兵出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致使匈奴由漠南转移到漠北。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率其部众数万骑归汉。东汉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又发生内讧,加之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58],迫切需要得到东汉的经济援助。匈奴蒲奴单于派使臣要求与东汉和亲,但右日逐王比却密派人献出匈奴地图,率八部四、五万人直接归附东汉。公元48(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单于,以其祖父呼韩邪单于尝依汉得安,故乃称呼韩邪单于,历史上称之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匈奴则称为北匈奴。这就是历史上所称之匈奴的南北分裂。
    匈奴南北分裂后,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汉朝则联合南匈奴,共同对付北匈奴。公元一世纪末,汉将窦宪、耿秉等与南匈奴联兵,共同出击北匈奴,迫使北单于西遁,漠北从此无匈奴。
    乌桓,亦称乌丸,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于史籍。关于其来源,史籍自古有明载:乌桓者,本东胡也[59]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60]。自汉高帝初年(约公元前200年初)匈奴击破东胡后,大部分乌桓人退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辽宁省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的乌桓山 [61]。但是在以后的近一百年间,乌桓则臣服于匈奴,使其每年必须定期向匈奴统治阶级贡输牛、马、羊等牲畜和皮张,延期不交,乌桓人的妻子儿女便被收为匈奴人的奴婢 [62]
公兀前119(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朝派卫青、霍去病大将率大军出击匈奴,大败匈奴左贤王兵,使部分乌桓人摆脱匈奴统治,接受汉朝的管辖。汉政府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居住,这就是史称之乌桓入塞。汉政府在五郡乌桓中设置护乌桓校尉,持节代表汉政府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乌桓不得与匈奴交通,并让其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各部大人每年朝见汉朝皇帝一次 [63]   
乌桓入塞后,由于汉朝经济上的扶持以及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乌桓社会得到很快发展,乌桓大人及贵族也恃强骄邻,并背叛汉朝发动扰边掠夺战争 [64]。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乌桓以报冒顿单于破败东胡的历史仇恨为借口,挖了匈奴单于的祖坟。因而匈奴壶衍鞮单于大怒,发兵两万余骑攻打乌桓。乌桓受重创。这时,汉朝统治阶级为了削弱日益强大的乌桓势力,一面坐观匈奴攻乌桓,认为蛮夷自相攻击于汉便,一面又乘匈奴、乌桓相战而乌桓受创之机,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领二万余骑乘机出辽东,就是秉承大将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的指示,在没有追上匈奴的情况下竟大举进攻乌桓,结果斩首六干余级,并获其三王首而还”(《汉书·匈奴传》)。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匈奴、乌桓、汉朝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乌桓受匈奴和汉朝的双重压迫,但它降附于汉,为汉保塞,时常与汉共击匈奴;同时,又被迫向匈奴纳皮布税,时而又与匈奴连兵为寇,攻杀和虏掠汉朝的边境地区。在王莽篡位时期,由于他在匈奴、乌桓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政策,匈奴与乌桓之间以兵戈相见,直至匈奴对乌桓采取羁縻利诱政策,使乌桓再度投向匈奴,造成汉光武(公元27——57)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对汉朝沿边各郡进行掠夺,代郡以东各郡人民受苦尤深。
但是,匈奴和乌桓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匈奴统治阶级极力想把乌桓置于自己的完全统治之下,并利用它共同对付汉朝;乌桓的大人及贵族则出于自己的利益,在汉朝、匈奴之间,有利则联合,无利则背叛,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和既得地盘,因此,它和匈奴的联合是违心的。当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匈奴贵族内部发生争夺单于位的内讧,又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的天灾的危难之际,乌桓挥兵西击匈奴,匈奴受重创: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65]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66]。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乌桓遣使到洛阳向汉朝奉藩称臣。次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向汉朝贡献奴婢、牛马、弓箭及虎、豹、貂皮等物,以表示诚心称臣。汉朝政府在给这些人赠赐珍宝的同时,又将其中的81名大人渠帅封为侯、王、君长。并允许他们率部民由塞外移居到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障塞之内。这是乌桓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内迁。汉朝将乌桓再次内徙,主要目的是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为汉朝提供军食。另外,又令其负责为汉侦侯,助击匈奴、鲜卑。汉朝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市附近)置护乌桓校尉,代表汉朝政府管理对乌桓、鲜卑的赏赐、质子、岁时互市[67]等事务。
乌桓迁入十郡塞内,说明它由盛变衰,开始与中原汉族融合。乌桓人原来居住的塞外之地,由北方南下的鲜卑人占据,乌桓在塞外的势力便被鲜卑所取代,而一部分留居塞外的赤山乌桓(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附近)则归属鲜卑人,后来逐渐融为一体。
鲜卑属于东胡系部族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史籍也有明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68]鲜卑,亦东胡之余也[69]。自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部落联盟后,鲜卑和乌桓同时从东胡部落联盟分裂出来,但乌桓之称已见于西汉文献,而鲜卑之名至东汉乃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乌桓与汉地接壤,而鲜卑处于乌桓之北,没有交通条件与中原统治阶级直接往来。对此,史籍有明释: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 [70]因此,到东汉乌桓入塞渐衰,鲜卑入据乌桓之地后,鲜卑才与东汉有所接触,出现了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71]之说。匈奴击破东胡部落联盟后,乌桓主要活动于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带,鲜卑则活动于大兴安岭一带。而鲜卑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东部鲜卑,一是拓跋鲜卑。东部鲜卑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的鲜卑山: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72]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73],此山当为辽东塞外科尔沁右翼中旗七十里接左翼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此即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大罕山,在旗西哈古勒河附近,与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74]拓跋鲜卑则活动于大鲜卑山[75],即大兴安岭北段。这两部鲜卑同源同流,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则发生了差异。公元前119(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将霍去病攻破匈奴左地(即东部),将属于匈奴左地管辖的乌桓迁移到汉朝所属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塞外后,与乌桓相近的部分鲜卑人也乘机向西南移动到乌桓人居住过的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而这部分鲜卑人自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击破后,和乌桓一样归属了匈奴,成为向匈奴单于纳贡称臣的属部之一。这一部分鲜卑即史称之东部鲜卑。汉武帝元狩年间,他们自鲜卑山(应称小鲜卑山,以与大鲜卑山相区别)南迁到西拉木伦河流域,虽与匈奴腹地相去遥远,但仍未脱离匈奴贵族的统治。在汉光武初,匈奴常率鲜卑寇抄北边,杀掠地方官吏和人民,使得汉朝北边各郡不得安宁 [76]。同时,鲜卑也受创。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后,这一部分鲜卑乘机脱离匈奴的统治,陆续归服汉朝。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鲜卑同汉朝、归服汉朝的南匈奴等一起共击北匈奴,使匈奴政权很快宣告崩溃,过去匈奴的领地均被鲜卑所占据,留在漠北的匈奴人10余万落(帐落、户),也都自号鲜卑兵[77]。鲜卑从此强盛起来。自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内,鲜卑对东汉王朝和归属东汉的南匈奴、乌桓等,基本上是或降或衅,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78]
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后期),在这部分鲜卑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首领檀石槐。他被推举为鲜卑部落大人后,率兵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劫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79],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檀石槐恃强不断掠夺汉朝缘边各郡,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檀石槐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中,包括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等数十余邑,但各邑或各部之内,各部落大人互相割地统御,各有分界[80],莫能相一。所以,其军事联盟基础并不稳固。当檀石槐一死,该军事部落大联盟也随之土崩瓦解。大部分鲜卑人逐渐融合于汉等民族之中。
檀石槐的鲜卑军事部落联盟瓦解后,其中的拓跋部自成一部,很快强盛起来。
拓跋鲜卑原分布于大兴安岭北段之大鲜卑山。本世纪80年代初史学工作者找到的位于大兴安岭北段之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的嘎仙洞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此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81]。对拓跋鲜卑的远古历史,《魏书》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作了叙述,但这并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书中说: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幽州都城治蓟城,令北京市)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谓后为,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荤粥、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夺南夏,是以载籍矛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82]
有人对毛以前的六十七世所处时代作了考证,认为此时正是周初。如干志耿、孙秀仁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曰:据《魏书》载,拓跋鲜卑积六十七世至毛,又五世至推寅,又七世至邻,邻传子诘汾,凡八十世,以每世二十至二十五年计,当于一千六百年至二千年之久,自诘汾上溯可至夏中叶或是周初,在毛时相当一千三百年至一千六百年,正是周初,其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当各有名号,毛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毛所在之部落最有可能以鲜卑为其名号,否则不能以鲜卑自称。
以此推论,毛所处时间约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六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即氏族部落,大姓为较小的家族。这时,毛成为部落联盟的酋长。毛统管着由三十六个部落和九十九个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在此提到的鲜卑传说中的毛,其应该只是职务的简称,而不是人名“‘毛考,应即是索伦语和满语中的莫昆,即氏族。毛考代’(鄂伦春关于嘎仙洞的传说中有毛考代汗战胜满盖而在大兴安岭居住下来,成为大兴安岭主人的传说)就是莫昆达,氏族长。[83]在目前锡伯族中至今仍普遍使用莫昆达一词,意即氏族长。过去,莫昆达具有很高的权力,他对哈拉()支系莫昆”(氏族)具有绝对领导权。所以说毛当时是统率鲜卑部落联盟的氏族长(但这时的莫昆达并不是一个氏族的统帅,而是所有参加部落联盟的部落之长)
毛传五世至公元一世纪前半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6)宣皇帝讳推寅立。”“宣皇帝为第一推寅。他率部南迁大泽,方干余里,厥土昏冥沮洳[84]。所谓大译,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里,有一点要加以说明,就是鲜卑宣皇帝第一推寅南迁大泽时,正是其统治民族匈奴衰败、分裂为南北二部之时。在此之前,即汉武帝元狩年间(122——117),汉朝派兵打败匈奴左贤王后,将乌桓迁入五郡塞外,这时,与乌桓相邻的东部鲜卑也乘机迁徙到乌桓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对这一情况,与其相近的北部鲜卑想必是清楚的,因此,当匈奴衰败、统治势力达不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匈奴原游牧地空出后,北部鲜卑在其莫昆达率领下,开始了南迁。
 毛迁到南方大泽后,由于沮洳地带不宜居住,又谋更南徙,未行而崩[85]。由第一推寅又七世传至邻,为第二推寅邻,他亦有远略,又率部族迁徙,到蒙古草原西北部。到东汉末期,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后,第二推寅邻成为檀石槐部落联盟的西部邑落大人。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后,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由草原西北部南徙,经过许多高山深谷,九难八阻,才到达漠南头曼、冒顿的发迹之处,即所谓匈奴之故地。此地当在汉五原郡内。时为东汉末年。诘汾之子力微时期,北部鲜卑的势力发展很快,它一方面吸收匈奴、乌桓、东部鲜卑余众,另一方面又兼并五原郡内之没鹿回部,发展到控弦之士二十多万。公元258年迁到定襄郡盛乐。公元四世纪末,拓跋鲜卑在华北黄土高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乎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经孝文帝改制并迁都洛阳后,鲜卑的主体完成汉化,与汉族融合。北魏建国前后,拓跋鲜卑把鲜卑之名据为已有,称东部鲜卑为东部白部徒何等。
北魏时期,鲜卑主体与汉等民族逐渐融合,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嫩江、黑龙江流域以及辽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鲜卑其他部落,开始被称为失韦(室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从此,鲜卑之称从史籍中绝迹。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游牧、游猎部族。在东胡为匈奴所破之时,其社会处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阶段,这以其多处发掘的文化遗迹可资证明。属于这一社会历史阶段的鲜卑文化遗迹有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百灵庙东北、哲里木盟的舍根文化以及义县保安来村等地的鲜卑物质文化遗存。到了汉代,由于鲜卑通过乌桓和匈奴间接或直接与中原文化接触,其社会得到很快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均已出现。作为主要经济生活的畜牧业,已由各家各户各自畜牧营产,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已成为私有财产。汉代以后,在鲜卑主体中出现国家雏形。
鲜卑、乌桓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狩猎为主,兼有少量农业。如王沈《魏书》记载其经济生活云: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脆为衣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以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穑。东穑如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檗米常仰中国[86]大人能作弓失、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人能刺帏,作文绣[87]。他们畜养的主要为马、牛、羊;主要狩猎对象为虎、豹等,在他们的活动区域盛产野马、羊、端牛、貂等动物。在属于东汉末年的扎赉诺尔鲜卑文化遗迹中出土有不少铁器,有铁矛、铁镞、铁刀等,还有铜器、漆器、陶器、木器等。南迁前后的鲜卑社会里,部落大人乃法和权力的象征: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无因循,亡所革易[88]违大人言者,罪至死[89]。从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习惯仍然是约束部落民众的绳索。
在叙述鲜卑风俗习惯、语言及宗教信仰时,也可以引用对乌桓的资料加以说明,因为鲜卑和乌桓同属东胡系民族,其早期风俗习惯及语言等是相同的;王沈的《魏书》明确记载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从有关史料记载看,鲜卑、乌桓的婚姻制度较复杂,既有群婚、掠夺婚的残余,又有对偶婚、个体婚的特点,这是由于其社会形态处在一种原始社会中、晚期阶段和阶级社会门槛的缘故。王沈的《魏书》对鲜卑、乌桓的这一婚姻制度作了详尽记载:
 “(乌桓)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以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90]
 鲜卑、乌桓的丧葬仪式也很独特,反映了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特点:
 “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后汉书》注,乃付托也)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
至葬日夜,聚亲旧员(与圆同)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经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91]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鲜卑、乌桓的丧葬仪礼与其宗教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当时,在鲜卑、乌桓中原始宗教——萨满教较盛行: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92]。这和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93]等信仰现象是相同的。《魏书·礼志》对拓跋鲜卑的祭祀情况更有生动的记载,曰天赐二年(公元405)在西郊祭天,筑方坛一,上置木主七人,代表自神元以来的七个部长。女巫(萨满)执鼓立于阶台的东面和西面,在宗室中选择子弟七人代表统摄七分国人的七个姓氏,每人手里执酒跟着女巫升坛助祭。女巫摇鼓,皇帝以及百官按原来排列的次序罗拜。拜毕,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和木主。如此七拜,礼毕而返。这种祭礼是从古代的祭仪遗留下来的。
在北魏以前的鲜卑中,还没有外来宗教的影响,对此,《魏书·释老志》就有明确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之而未信也。
鲜卑、乌桓人很早就掌握了热敷、放血等疗法,如他们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94]。这一疗法,在锡伯族民间至今仍很盛行。
鲜卑人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
鲜卑、乌桓人的社会组织是相同的;并且主要以部、邑落形式表现出来。其中部是最大的共同体,部内的单位为邑落。部内的首领称为大人,邑落的首领称为小帅。每部之内包括数百千落自为一部[95]。对鲜卑、乌桓的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三国志》有如下记载:
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旨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96]
   
第三节 室韦
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鲜卑主体逐渐封建化,迅速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公元490年,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适应鲜卑社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493年他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改变鲜卑风俗、服制、语言,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又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联合统治,更加速了鲜卑与汉族的融合。
在鲜卑逐渐汉化,放弃自己特点的民族特殊心理条件下,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皇朝的尊严,是不愿意而且也不允许留居大兴安岭、嫩江等地区的鲜卑遗族称为鲜卑族的,因此,在其国史中将他们分别记为失韦(室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按理说,建立北魏时,拓跋鲜卑南迁没多长时间,北魏统治者对自己留居大兴安岭一带和嫩江流域等地区遗族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其正史中对他们的记载却寥寥数笔。从此可以看出,自从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统治者与其遗族没有发生多少往来,这给我们理顺这一时期鲜卑遗族历史带来了诸多不便。
鲜卑主体南迁后建立北魏王朝,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并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他们与锡伯族祖先分道扬镳,故这些无须赘述。在叙述鲜卑族时,由于他们还没有完成向民族转化,部落或部族之间仍在继续组合、分化之中,因此,这里有必要将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初期)、库莫奚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
从地域范围看,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基本上处在大兴安岭一带,以及嫩江、西拉木伦河流域等古鲜卑活动范围之内,其活动地域大小不过南北长一千余公里,东西宽不到一千公里。这样的地域范围,对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还未形成较强的领地概念的游牧、游猎民族讲,其迁徙、游动、组合、分化的情况是很难掌握的,而且也是很频繁的。在上述情况以及北魏统治者与他们没有多少往来的情况下,《魏书》对他们的记载不可能十分准确,因此需要多加分析。
失韦,即后来所记室韦,最早见于《魏书·失韦传》:
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围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余里,名捺水……武定二年(544)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
据史家考证,啜水为今霍林河,盖水为交流河,犊了山为达齐图岭,是索岳尔济山东面分支,屈利水为绰尔河,奈水为嫩江口。这就证明失韦主要处在嫩江流域。
据《魏书·乌洛侯传》载: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窃盗。好猎射。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443)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据考证,所谓完水即今黑龙江上源,于巳尼大水(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先帝旧墟石室即拓跋鲜卑活动中心,于19807月史学工作者从大兴安岭北段之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发现的嘎仙洞’’(锡伯语之故乡洞”)。从此可以看出,乌洛侯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中北段,即今洮儿河、绰尔河、雅鲁河、诺敏河、甘河等河流域,故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
 据《魏书·地豆于传》载:
 “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唯食肉酪。延兴二年(472)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太和六年(482)贡使不绝。十四年,频来犯塞,高祖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地豆于主要游牧于大兴安岭东南一带。
据《魏书·契丹传》载: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三年(388),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他们主要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弱洛水)流域。
 从上述记载看,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和库莫奚均为鲜卑系统部族。他们与北魏的关系,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契丹和库莫奚”“较早,并且往来密切;失韦、乌洛侯和地豆于则只有礼节性的往来。  
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隋朝统治者对室韦各部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其正史对室韦的记载较前朝有所详细。如《隋书·室韦传》载:
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统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
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北室韦之处所,据《隋书》记载,自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当在今大兴安岭北麓呼玛、爱辉境。”   
由北室韦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据屠寄《黑龙江舆图说》:雅玛岭,即古胡布山也,位于西林木迪河东北,为外兴安岭南麓支脉,又称布列亚山。
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今西林木迪河为隋时深末怛水,是原苏联结雅河东支流。
由深末怛室韦又北行数千里,到大室韦。大室韦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濒临黑龙江上游广大地区。据《新唐书·室韦传》云:北有大山(大兴安岭),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据何秋涛《朔方备乘》(24)考证.室建河即今黑龙江。但多数人认为,室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到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通[97]
南室韦地处室韦最南端。据《唐会要·室韦传》记载:自契丹路经啜水盖犊了山,其山周围三百里,又经屈利水始到其国。
南室韦的处所,正是北魏乌洛侯之所在地。由此可以看出,《魏书》所记乌洛侯即为隋时之南室韦,它是室韦部落之一。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建立次年(武德二年,即619),室韦便开始向其遣使朝贡。贞观三年(629)遣使贡奉貂、豹,自此朝贡不绝[98]
 随着唐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唐政府对室韦地区逐步实施行政管辖,例如,贞观三年,在东北地区设师州,管辖室韦、契丹等,后改隶营州;贞元八年(792)设置了室韦都督府,次年升为室韦大都督府,以加强对室韦地区的统治,任命室韦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将军、郎将等官。开成四年(839)三月,唐朝政府发给奚、契丹、室韦等告身八十九通[99]
唐朝对室韦地区统治的加强,使唐政府对室韦各部的了解较前朝有所加深。例如,北魏政府把分布广泛的室韦只称为失韦国,而且轻描淡写,寥寥数笔;到了隋朝,把室韦分为五部,而且以深末怛等方向、地名等词区分,对后人了解室韦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到唐朝,随着对室韦实际统治的实现,了解到了室韦部落的大致构成,开始多以部落名称区分之。如《旧唐书·室韦传》载:
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北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姤(室韦)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较小。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铢鞨之北,北黑水靺羯之南,东流注于海。 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猩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上述室韦多数是以部落名称自居的;()室韦之称下还包括其他族属不同的部落,如大室韦、西室韦、如者室韦等;()这时的室韦,其活动范围已经东至黑水铢鞨,西达突厥境.南接契丹,北至外兴安岭。
据史料记载,唐代后期,室韦诸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迁徙,例如,如者室韦原居黑龙江以北地区,唐后期西迁到石勒喀河流域,后来与突厥同化;蒙兀室韦原居额尔古纳河以东和黑龙江上游地区,唐后期南迁到呼伦池地区;大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以北南迁至呼伦池地区,等等。
综观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以前,北方民族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各部落的频繁迁徙、流动、组合、分化,成为这一时期北方民族重要而复杂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数部落西迁、东进,重新组合,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潮流,华北汉族开始形成。隋唐时期,居处大兴安岭、嫩江及其各支流、辽河一带的民族(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由氏族部落形成为部族,满族的祖先——靺鞨等在室韦、契丹之东开始兴起,由于他们离中原地区较远,其社会较落后,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在这一时期.鲜卑系统的许多部落经过数个世纪从大兴安岭、嫩江、辽河流域向东南扩散而与别的部落或部族(或民族)融合后,留居该地区的鲜卑系统遗族开始明显地走向不同民族的形成道路,这一现象,从地域上可以嫩江流域为中心划分,如甘河、绰尔河、洮儿河以西的室韦,一部分与回鹘融合,多数则成为蒙古族的祖先;嫩江西北、黑龙江流域的室韦成为达斡尔、鄂温克(索伦)、鄂伦春等族的祖先;嫩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室韦多数与靺羯等融合,成为满等民族的祖先;处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南室韦之一部),则成为锡伯族祖先的主要成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隋唐以前的东北民族部落中找出任何现代民族的纯祖先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在探讨民族远古祖先时,只能根据不同族系去探讨。
唐朝时期,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称为乌罗护部,其东北邻那礼部,西北邻和解部,西南邻霄,东邻东室韦部,东南邻达姤部和黄头部,唐贞观初年他们开始与唐往来。之后,随着两者之间往来关系的不断加深,唐政府在室韦地区设立了室韦都督府,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的室韦也处在唐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并且,这两河流域的室韦由于和中原最接近,唐政府对他们的了解甚于对室韦其他各部的了解。因此唐代初期,唐政府从契丹、室韦(南室韦)募兵以征高丽。
唐代初期,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势力逐渐发展,后来已达到辽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时,南室韦不仅与中原汉族、突厥、契丹、靺鞨等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与高丽的交往也比较密切,他们常以虎、豹皮和貂皮、马匹换取高丽的铁和食盐。室韦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
随着高丽势力的迅速发展.高丽贵族开始向外,扩张,这引起唐政府的重视。如永徽五年(654),藏(高丽头领一一莫离支)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为露布于朝。六年,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100]这一次战争,唐朝兵败而归。显庆三年(658),唐又派程名振率薛仁贵等大将讨之,又败。为了挽回败局,唐政府令薛仁贵等到南室韦、契丹等地于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101],室韦(锡伯)由伊亲王(杨姓)、双亲王(关姓)、国亲王(苏姓)、多巡王(富姓)和一个白老将军(佟姓)率领杨、关、苏、富、佟五大姓之兵,前来扶余、前郭一带助战。据1959年肖夫调查,其五大姓锡伯现仍在吉林省扶余县达户屯居住着。根据《新唐书》和张步瀛的《扶会县志》记载,以及当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扶余、前郭一带当时确被高丽所占领,此地确为唐、高丽两军的主要战场。如据《新唐书》记载,唐乾封前,高丽兵已经占领了扶余、前郭一带,乾封三年二月,勋率()仁贵拔扶余城,之后,男建(高丽兵头领)以兵五万袭扶余励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102]。从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就有一部分锡伯族迁入现吉林境内,现居住在吉林省扶余县达户屯的锡伯族疑即这些人的后裔,因此,有关这方面的传说是可信的。
唐代末期,朝廷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中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尤其是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权夺利,出现了严重的朋党之争。这些矛盾反映到社会上,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得势者肆无忌惮地敲剥人民,迫使人民起来反抗,黄巢起义便发生。唐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加速了唐腐败政府的崩溃。随着唐末农民起义的失败,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在中原发生战乱之机,活动于以辽河为中心的契丹,乘机向四周发展势力范围,到唐灭前就已发展成北方一个强大的集团,等唐灭亡不久(916),便建立了我国北方较著名的辽朝,接着室韦同女真等部族一起被置于它的直接统治之下。
从上述可知.室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再加上中原统治阶级势力不是很强固,无暇顾及东北;室韦与中原王朝和其他边郡政权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即便与北魏也不过是礼节性的往来关系。到了隋朝,由于室韦和隋之间隔着契丹、霄和奚,室韦与隋朝的关系也不密切,甚至多数室韦无甚往来,而只是有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唐朝建立后唐政府兼有室韦之地,并实施了行政管辖,在其建立的室韦都督府里,室韦基本上包括其中。这一时期,室韦各部与中原汉族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之间贡使相寻,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甚一日,这对室韦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室韦,仍处在氏族社会阶段,居住和活动以部落和姓氏为主。以南室韦为例,(南室韦)“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103];室韦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104]“(室韦)其国无君长.唯大酋,皆号称莫贺咄,摄笺其部而附于突厥[105]。上述二十五部疑即二十五姓;余莫弗莫贺弗莫贺咄,都是现锡伯语口语之义玛法”(imaf)意即长爷,玛法”(mar)即祖宗,现在的义玛法只有祖宗之意。现在,锡伯族把每一姓氏的祖先都当为神灵供奉,并也称之为义玛法。可以相见,室韦每姓()有一义玛法统治,并且表现出家族统治的形式,这是典型的氏族组织形式。   
室韦的社会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氏族社会性质。据《隋书·失韦传》载:
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其箭尤长。女妇束发,作叉手髻。其国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
又据《隋书·室韦传》载:
南室韦其俗,丈夫皆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筏,或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木为屋,以蘧篨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籍,妇女皆抱膝而坐。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
另据《旧唐书·室韦传》载:
室韦兵器有角弓楷矢,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其人土著,无赋敛。 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夏多雾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养而啾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从上述可以看出,室韦的社会文化是适应了游猎、游牧的生产方式:衣皮食肉,居无定处;猎则相聚.无事分散;男女索发形式较特殊;生活用品多用皮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锡伯族的婚丧之俗与室韦婚丧之俗具有相承的痕迹。
从上述记载的室韦婚丧习俗看出,当时的室韦中主要存在两种婚姻形式,即抢夺婚和服役婚。这两种婚姻形式在目前锡伯族婚姻中留下了较深的影响。尤其是室韦的服役婚发展成目前锡伯族的招婿入赘。现在锡伯族仍把赘婿称为役力之婿。
谈到上述室韦的丧葬形式,与目前锡伯族的丧葬形式也是有相承关系。在上述史料记载的室韦丧葬形式中,最大的特点是树葬(也可称为天葬),这是游猎、游牧民族在处于山林文化阶段时的特点。这一丧葬形式和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居丧三年的吊唁形式,在目前锡伯族中也有较明显的痕迹。现在锡伯族把婴儿死尸不进行土葬也不火葬,而是弃于野外,任飞禽走兽吞噬;过去,父母死,子女要守孝三年,有的在茔地盖房守孝三年;丈夫死,妻妾要守孝三年。
室韦的生产形式,除主要以游猎、放牧之外,据《魏书·失韦传》、《隋书·室韦传》、引日唐书·室韦传》和《新唐书·室韦传》记载,还从事少量农业:室韦颇有粟麦及穄,……有曲酿酒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
从有关史料记载看,室韦分布较广,其中也有族属不同的部族,如大室韦等。由于交通不便,室韦许多部分与中原很少往来,因此,汉籍对其文化记之甚少或模糊,上面史料所及室韦文化情况,主要反映的是与中原居近之南室韦的情况。   
   
第四节 辽金锡伯族先世   
辽金时期是鲜卑系统遗族进一步分化、组合并向部族转化的时期。有辽一代,契丹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南侵北伐,东掠西击,建立了以契丹为主体的辽政权。在契丹统治的二百余年间,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在东、西、北方面成为融合其他文化相同(如室韦、奚等)或相近(如鞑靼)部落或部族的核心,使契丹势力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但辽朝灭亡、建立金朝之后,契丹又很快融合到其他民族如汉、女真等族之中,契丹之称消失于史籍。金灭辽而建,形成了以女真为主体的政权,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又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在女真统治的近120年间,锡伯部族渐渐形成,其文化中又注入了新的成分——女真文化。
在隋唐时期,室韦名目繁多,分布广泛,据《旧唐书》记载就有二十余部。但到辽代,史籍所述明称室韦者仅有黄头室韦、黑车子室韦和臭泊室韦,其他近二十部均消失于史籍。这并不是史官之疏忽,而是确切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证明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顺乎地理条件和政治、军事形势,多数部落各自与别的部族融合,踏上了不同民族的形成道路。这一问题在本章第三节里已述,在此不赘。但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室韦以部落名称自居,出现于辽代史籍。
关于契丹,在本章第三节已有略述,并肯定了他们是东胡系鲜卑遗族,与室韦等同宗共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契丹建立辽朝之前,适应其扩张之心,开始了掠夺和征服邻近部落的战争。早在遥辇中期以后(八世纪下半期),不断进行对外掠夺战争,俘掠了邻族的大批牲畜和人户。如在鲜质可汗时,征伐其西南之奚,俘其拒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106]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为部落酋长(夷离堇)时,又俘奚七千户,押回契丹本土饶乐之清河[107]。到了撒剌的之弟述澜为夷离堇时,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他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霄[108]。到遥辇氏最后一个联盟首领痕德堇可汗时期,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鞑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寝盛,有时入寇。[109]上述说明,在契丹建国之前,就有部分室韦已臣服于契丹,但其依附关系并不是很牢固的。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契丹遥辇氏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初立,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以后,他担任了对外征讨的军事统帅,开始了阿保机开国前夕的征服四邻的战争。对这一段时期的征邻战争,《辽史》有较祥尽的记述。如《辽史·太祖纪上》载道:
“……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师辖刺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明年春,伐女真,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明年岁甲子,三月,广龙化州之东城。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破室韦。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神册元年)二月戊午,以从弟迭粟底为迭烈府夷离堇。是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诏撒刺讨乌丸、黑车子室韦。
上述小黄室韦室韦黑车子室韦,是契丹对散居异处的室韦各部的不同称呼。所谓黄室韦是突吕不室韦之一部分,又称黄头室韦。辽建国前分为大、小二黄室韦。在《辽史》及其他辽代史料中有时分别称大黄室韦小黄室韦黄室韦,有时则称为突吕不突吕不室韦。至于室韦,没有确指,但据其他记载分析,可能是唐代史记室韦之达姤部或洮儿河以南之室韦部。黑车子室韦的处所较明确,他们是唐代塞曷支室韦与和介室韦同突厥结合而形成的室韦。他们于辽建国前后就已向西南迁徒,即辽上京西北地区。他们与后来的锡伯族没有了联系。
臭泊室韦在辽代也是个较强的部落之一。在隋唐及以前的各朝文献中并没有这个称呼,说明它是辽代才出现的新名称。从臭泊之字面上看,它是辽统治阶级对该部落的贱称,如果是从居处环境所起的名称,那么他们是处在湖泊、沼泽地带的部落,但是,据白鸟库吉考证认为,臭泊室韦是《辽史》之阻卜、《金史》之阻轐? [110]。他的这一论断若成立,那么臭泊者当系蔑称无疑。关于阻卜的活动范围,据《辽史》可知,北起克鲁伦河、土拉河下游、鄂尔浑河上游,南至辽边(今内蒙昭乌达盟西边、锡林郭勒盟南边和乌兰察布盟阴山山脉一带)以及西夏以北(今外蒙南边),西南到新疆东北边流沙以东的广阔地区都是他们的分布区域。在这一地带并无臭泊可言。有些学者据锡伯臭泊音相近,认为锡伯即臭泊(室韦)的同音异写 [111]。究竟这一说法有无道理,待进一步考证。
《辽史·耶律曷鲁传》载:太祖为挞马狨沙里,参预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契丹国志·太祖后传》亦载:阿保机尝度碛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这说明,辽初的黄头室韦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他们对契丹时叛时附;阿保机对黄头室韦进行了数次武力征伐。根据《辽史·本记》中之诸多记载看,黄头室韦主要活动于嫩江以东地区,辽代属东京道辖。
黄头室韦即突吕不室韦部,与涅剌孥古部同。《辽史·营卫志下》载: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室韦户。太祖为挞马狨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二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泰州东北涅刺孥古部,与突吕不室韦同,节度使戍泰州东。有人对涅剌孥古作了考证,认为他们也是黄头室韦 [112],在辽代他们主要在嫩江以东活动,但到金代,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在辽代,室韦除黑车子、黄头、臭泊等部外,还有一些以部落名称自居,如乌古部、女古皮室等。从《辽史》记载看,乌古部属辽上京道乌古敌烈统军司辖。《辽史·地理志》载:
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黑车子室韦)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肤黑,吻锐,类鼠,故以名。州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二:乐康县、倚郭部、兴国县。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递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白。
有人考证认为,上述二十部族系指辽属部乌古迪烈部 [113]。其实,乌古和迪烈是两个部落,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乌古和迪烈分别疑为唐代的乌罗护部和那礼部。在唐代这两个部落那礼在北、乌罗护在南处在雅鲁河以及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从语音上比较,乌古与乌罗护,迪烈与那礼又非常相近。辽代前后,处雅鲁河流域的那礼部有可能越大兴安岭向蒙古高原迁徙。而乌古部的一部分西越大兴安岭,一部分仍游牧游猎于绰尔河、洮尔河流域等地,就是这一部分乌古室韦成为今天锡伯族的主要部分。
乌古室韦部在辽建国前就与契丹有往来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很牢固。辽建国前后,乌古与辽的关系一度表现出叛附不定的现象。如《辽史·太祖上》载:辽太祖九年(915)春正月,乌古部叛,讨平之。这说明,在此之前乌古便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契丹。又如《辽史·太祖下》载:(神册四年)“九月,(太祖)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乌古部这一次虽举部来附,但以后又有叛附不定的现象。因此,辽统治者利用黄头室韦又讨伐乌古室韦,如天显三年(928)“秋七月丁未,突吕不献讨乌古捷。……九月巳卯,突吕不遣人献讨乌古俘。……(四年)六月丙午,突吕不献乌古俘。戊申,分赐将士。”(《辽史·太宗上》)上述说明,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当时并没有屈服于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武力征伐,但受到了阿保机的残酷镇压。因此,阿保机在锡伯族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至今把他的名字当作谈虎色变的恐怖物,来恐吓哭闹的幼童 [114]。但经过数次征伐,乌古室韦最后还是完全臣服于辽朝。
辽统治者平定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室韦之后,在此设立了泰州军政重镇,以控扼北方地区。从有关资料记载看,泰州是古代控扼北方地区的喉道,自辽开始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辽统治者以此设立重镇,其目的,一是以军事上阻止北方各部族的南犯或东侵,从《辽史·地理志》记载看,黑车子室韦曾不断侵掠过泰州;二是从行政上对北方各部进行管辖。
辽代泰州是军政合一的重镇,属上京道,为东北统军司驻地。具体州治在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古城(清称之为绰尔城,见《清一统志》、张穆《蒙古游记》)。该城土筑,呈正方形,周长45688,配有东西南北四个瓮门,城垣之外环以两重护城壕。西南郊外原曾伫立六角密檐实心砖塔一座。城内出土的大安七年刻石;上有泰州河堤字样,并载录了47个汉族人姓名,证明至迟公元11世纪末就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居住在黑龙江地区。辽泰州前身为通化州。在辽政权还未巩固前,辽军和晋军曾在泰州发生数次激战。如会同八年(945),晋杜重威、李守贞等率军深入到绰尔河流域,连下泰州、满城,打败契丹援兵。后来辽调重兵才将他们打败 [115]11世纪初,辽统治者大肆侵掠北宗,引起辽宋数年刀戈相对,因此,辽宋在泰州也曾多次刀戈相见 [116]。到辽末天祚时,新兴的女真为了从辽手中将控扼北方诸部的大权夺过来,也把泰州作为主要攻击对象,结果天庆七年(117)春正月,女真军攻泰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117]
 以上说明,处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乌古),在辽代因处军事要地,一方面为辽扼守重镇,防范外部入侵,另一方面经常受到战火洗理,培养了他们勇敢善战的民族性格。辽道宗寿隆初年,辽统治者将乌古敌烈部徙于乌纳水(一说为今海拉尔河支流乌诺尔河,一说为免渡河上游乌纳尔河),以扼北边之冲 [118]
女古皮室者,也是室韦的一部分。女古为大、小二黄室韦部:皮室是黄头室韦部 [119]。据《辽史》和《金史》,女古皮室是比较雄强的部落,活动范围较广,对辽政府时叛时附,有时又帮辽严定其他部落。他们作为室韦黄头部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发展中,与锡伯族源也有很大联系。
[121],使锡伯族聚居区成为金初重要的屯垦区之一。保大二年(1122),金陷中京、泽州、北安州等。次年,由于金兵压境,辽帝入夏境,耶律敌烈等劫持天祚帝北奔,立为帝。不久死。保大四年(1124),夏称藩于金,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自立为王,建西辽。天祚帝出夹山反攻金军,大败。次年,天祚帝奔党项,趋天德军。接着,天祚至应州,被金兵俘获,辽朝最后灭亡。辽代中后期,分布于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的女真很快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辽史》,辽代中后期,契丹与外部的主要往来关系,除北宋外,就是女真。女真利用辽朝对他们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原的经济、文化往来关系,以加速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辽天庆四年(1l14)始,女真与辽争夺势力范围,他们与辽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天庆五年正月壬申(1115128),女真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同年十二月,金兵大败70万辽军,致使辽统治下的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120],纷纷归服金朝。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锡伯),自天庆七年(17)金军陷春、泰等州以后,大部分已归服金朝。天辅五年(21),完颜阿骨打由于军供的需要,下令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即锡伯族聚居区)
女真的先世,最早是以肃慎的名称出现于史籍,以后又分别以挹娄、勿吉、靺鞨出现在历史。西周初,肃慎接受周王室的册命。《书序》:成王既伐东夷,息慎(肃慎)来贺。王锡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个时期,肃慎具体居何处,无籍可考。汉代以后,肃慎之称为挹娄所代替,才有其方位的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干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古之肃慎氏之国也。[122]据此,挹娄西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北及今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到晋,肃慎西伸到长白山(不咸山)北,与高句丽接壤。后魏时,勿吉强大,逐夫余,占有夫余南部(今东流松花江南),并进入第二松花江及辉发河流域。靺鞨,是勿吉的继续和发展。有粟末、伯咄、拂涅、安吉骨、号室、黑水、白山七部,分布在东流松花江南、黑龙江下游(包括中游一部分)南北、牡丹江、乌苏里江、第二松花江流域。渤海是靺鞨中较先进的部分,是以粟末革革为主吸收其他族人重新融合而成的渤海人。在唐代,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快,并建立了地方政权。
自五代始,秣鞘改称为女真。女真人原出自黑水靺鞨,早在唐灭高句丽时靺鞨即分散迁徙,后渤海强盛,黑水靺鞨的一部分役属于渤海。辽灭渤海后,把渤海人大批南徙,黑水革革也乘机向南移徙,契丹称这些黑水革革为女真。辽代,女真的活动范围,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契丹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又把女真划分为熟女真生女真回跋女真。熟女真在契丹之南,隶契丹籍,并且一部分人与契丹杂居,其经济文化较落后,辽时仍处于游猎、游牧的生产形式;回跋女真处在熟女真和生女真中间,即南北之间。自辽中期,生女真的完颜部势力开始强大,到辽末联合其他各部与辽争衡,并建立了金朝。金初,其统治者在东北基本上延袭了辽时的行政和组织形式。到熙宗时,按辽宋旧制进行改革,统一制度和确定全国的区域划分,设京、路、府、州、郡县。但在地方仍然保留了州县与猛安谋克并存的状况,此外,还局部地保留了部族、虬的组织形式。   
 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锡伯族聚居区属临潢府路。辽时,临潢府地为上京,金初因称之。天眷元年(1138)改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改北京为临潢府路。天德三年罢之。贞元元年(1153)以大定府为北京路后,仍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
 金正隆四年(59),契丹等发动反金起义,接着金用兵相继镇压。金统治者在平定契丹等的起义后,于大定三年(1163)解散了所有曾参加起义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原管户口分散到女真的猛安、谋克中去。至大定十七年(1177),又解散了其余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原管户口(主要为契丹)徙置临潢、泰州、济州及乌古迪烈部(金时多写成乌古石垒部)等处,令其耕作,也与女真人杂居。同时,金统治者又向各主要地区徙女真人,以监视各部族。毫无疑问,从此时起,在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部族聚居区不仅有了不少契丹人徙居,而且也有了女真人杂居。其中的契丹人,随着契丹之称的消失,逐渐融合到锡伯部族之中。
在金代,聚居于绰尔河、洮儿河地带的锡伯部族,同绰尔河以南、嫩江以西的其他部族(部分蒙古祖先等)仍被统称为乌古里石垒部(即乌古迪烈部)。关于其历史演变,上已及。据史料记载,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东北各部族的管辖及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加强了对绰尔河下游的泰州及洮儿河等地区的屯垦实力,同时又加强了军事防守。《金史·地理志》载: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1156一一1161),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之。承安三年(1198)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户三干五百四。县一,堡十九。从此,泰州有了新旧之分,泰州治所由绰尔河流域南迁到洮儿河流域的长春县(辽长春州故址),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隶于新泰州之下。关于迁泰州及改其名称等问题,有人提出了如下看法:大定二十五年(1185)时,北方边境宁谧,且金统治中心早已由内地移至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此地随之萧索,所以撤销了节度使的建制,但这一时期的名称还应该作泰州。至承安三年(1198)因北方蒙古族兴起,金朝北境形势紧张,又恢复了泰州德昌军节度使的建制,但却后撤一步,迁至长春县(辽长春州故治),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隶于新泰州之下 [123]。金迁泰州及改其名称等问题,对当地锡伯部族的社会生活及其经济、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料记载,很难作出评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金迁泰州之后,锡伯部族仍然活动于绰尔河等地,那么他们与金统治者的关系必定有所松弛,而与新兴的蒙古部族有了进一步接近;如果锡伯部族随泰州转移到了洮儿河流域及以南地区,那么他们与契丹和女真族的关系比前更加密切,在锡伯文化中,这时就大量注入了女真文化成分。以上假设哪一个接近事实,待后进一步研究。
在谈到金代锡伯族活动地域及活动情况时,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佐证,即乌古迪烈与黄头室韦的关系。据《辽史·天祚帝纪二》:天庆七年春正月,女直军攻泰州,东西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此事在《金史·呆传》也有载:天辅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女古皮室或女固脾室是同一族,就是黄头室韦 [124]。王国维认为:按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地理志》部族节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辽史·天祚纪》书保大三年敌烈皮室叛,此女固脾室,即女古皮室也。[125]在金代,将黄头室韦开始称为黄头女直。据《松漠纪闻》卷上载:黄头女直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直。……疑即黄头室韦也。……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直。这里所称合苏馆即锡伯、满语之hashan,意为藩篱,喻指门户屏障,是守边者。
金统治者把黄头女直(黄头室韦)也编入了军队,并称硬军。如《松漠纪闻》卷上载: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礼,令前驱谓之硬军。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直的高压政策,也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如《松漠纪闻》又载: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直役之益苛,廪给即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年(1132)遂叛,兴师讨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
辽金统治者对东北各地部族的称呼变化多端,无论从族属上,还是从地域上,都不能作为确指、确定的概念使用。因为这时期部族的流动性很大,也很频繁。尤其是嫩江流域的各部族更如此。因此,黄头室韦(黄头女直)的概念也很广泛。但其中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锡伯族也被称为黄头室韦或黄头女直。
辽金时期的锡伯文化呈现为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类型。当时的锡伯部族多数仍然游牧、狩猎,少数城居,从事农业。据史料记载,辽金时期,绰尔河、洮儿河流域是两朝重要的屯垦基地。两朝统治者令其周围部族垦荒屯种,以解决军需。但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其农业生产遭到多次破坏,因此,在这一时期,农业文化始终未能在锡伯部族中真正确立。
辽金时期锡伯部族文化,由于缺乏资料,不能大书特书,而只能通过对契丹和女真文化的记载,析出与锡伯部族相同或相近之处加以论证。
宗教。锡伯部族自东胡、鲜卑以来就和其他北方部落、部族一样信奉原始宗教,祀天、地、日、月、星辰等。后来萨满教确立后,成为其崇奉者之一。据《辽史·太祖纪》载,契丹每出战或遇重大事情,必以黑、白羊、青牛、白马、鹅祭天,以求上天保佑;每出猎,必祭猎神,如《辽史·国语解》载;辽俗好射麋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另外,还流行祭风、祈雨和分祭各地名山大川,以及占卜等风俗,例如对骨卜形式有如下记载: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下灸之,灸破便出行,灸不破便不出。[126]这些信仰习俗,锡伯族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在辽代,契丹与中原汉族的文化联系比前朝更加密切,而且辽以前,契丹便与汉族有了频繁的往来,因此,中原汉族的儒、佛、道作为文化类型传入契丹地区,并且以国家的力量进行传播。如神册三年(918),亦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27]。在此之前,阿保机为夷离堇之二年(902),在龙化州建开教寺;即可汗位之六年(912),在皇都建天雄寺。这是契丹创建佛寺之始。辽中叶以后,佛教在契丹上自皇宫,下至民间大兴起来。圣宗曾多次游幸佛寺;太后萧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128];兴宗尤重浮屠法[129],亲往佛寺受戒;道宗也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公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130]由于朝廷提倡佛教,优礼僧徒,在民间形成了干人邑念佛经塔灯邑等宗教结社,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131]
道教在辽代影响也不小。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132]。其弟齐国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机辉丽,东西两郎,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133]。兴宗常夜宴,……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道士王纲、姚景熙、冯立等,皆获宠幸,并授官爵 [134]
上述情况,对处在辽直接统治之下的锡伯部族不会没有影响,尤其是对同契丹杂居、城居(如泰州)的部分来讲,不能不受到更大的影响。可以肯定,锡伯部族对儒、佛、道自此就开始了接触。
原始宗教发展到金代,内容得到更加充实,尤其是在金代女真族一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由于人为进行的杂居共处,两者的文化互相吸收,相互渗透,表现出很多共同点。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女真也祀天、地、日、月、星辰等,尤其是拜天之礼最为隆重。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135]元日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136]。这一习俗在锡伯族中至今仍有痕迹。女真的这些习俗与萨满教融为一体,其多数形式均通过萨满表现出来。到金代,对萨满有了较完整的记载: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137]女真人不生育,要请萨满找魂,举行求子仪式,得病也求萨满治病: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138]。过去的锡伯族得病也主要求萨满跳神祛鬼治病。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139]这一烧饭习俗锡伯族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婚姻及其他。谈到契丹的婚姻,主要说明其拜奥礼仪式。这一仪式是出自锡伯部族还是出自契丹?不得而知,但《辽史》则作为契丹的特殊礼仪记载了下来。这一仪式在目前锡伯族中仍然完整地保存着。《辽史·国语解》载:拜奥礼。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为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辽史·公主表》亦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目前锡伯族举行婚礼则选一男一女,谓之奥父奥母,主持迎亲之事。所谓是锡伯语“aoder”一词之缩语,意即迎接、迎候、接迎。此外,在契丹婚俗中,还有服役婚形式。这在锡伯族婚俗中也有痕迹可寻。
辽金时期与锡伯部族相近之女真(生女真),较契丹、锡伯部族落后,因此,婚姻方面较多地保存了原始形态,这对较之先进的民族来讲,不可能吸收其落后的东西,而是落后一方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成分。   
在居住方面,契丹、女真、锡伯有诸多共同点。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140];生女真依山谷而居,联以木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草绸缪之。垣墙笼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141]。过去,锡伯族的房屋基本上也东向。即使目前造的新式房屋,也讲究东南向。契丹、女真都筑炕取暖,尤其是女真每家环屋为土床,烛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142]。目前,新疆锡伯族仍然筑炕取暖,有的仍环屋为炕谓之三环炕”(南、西、北三面)
以上是透过契丹、女真文化所窥见的辽金时期锡伯部族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金末,锡伯部落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已形成为锡伯部族,并开始向民族门槛迈进。在辽金时期,或者更早的时代,锡伯部落或部族,为何未与契丹、女真融合,也未加入蒙古形成的行列?这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即大兴安岭把他们和蒙古部族进行了隔开;嫩江把他们和女真分开;洮儿河和辽河又把他们与契丹本部进行了分割,使其各自走向了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
 
    第五节 元明锡伯族先世
十二世纪下半叶,在金朝西北兴起了蒙古部,逐渐成为金朝的主要威胁。最后金亡于之。锡伯族开始了四百余年被蒙古族统治史。
蒙古族是蒙古草原上生活过的许多游牧部落或部族统一后,于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间在我国北方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之称,唐代始见于记载,称蒙兀室韦蒙瓦,为室韦联盟部落之一。两宋、辽、金时,史籍上有萌古朦古盲骨子蒙古里等不同译称。初分布于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湖区,后向西逐渐发展到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上游及肯特山(不儿罕山)一带。以游牧和狩猎为业,后期有农业萌芽。辽金时期与契丹、女真、畏兀儿等进行往来,并有交换关系,政治上与辽有聘使往来,接受其封号。金初,蒙古开始发展成较强盛的部族,既与金有友好往来,又不断与其进行争战,一度迫金割地议和。同时亦常与周围部落和札剌亦儿部、塔塔儿部等交战。至合不勒罕时,诸部众被统一,渐成为蒙古地区强部之一,始有号。十二世纪下半期,在蒙古乞颜·孛儿只斤氏族中出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于1189 (末淳熙十六年)被乞颜贵族推举为蒙古汗以后,先后打败和吞并札只剌、忙兀、塔塔儿、主儿乞、泰赤乌、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弘吉剌、亦乞列思、火罗剌思、乃蛮、蔑儿乞、斡亦剌、克烈等诸部,至1204(宋嘉泰四年)统一蒙古各部。1206(金泰和六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大聚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国家一一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其领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很快健全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接着征服和清除周围未臣服的各部及内部敌对势力。1210年当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内部矛盾激化,汉人、契丹人不断抗金,以及金帝允济预谋趁成吉思汗每次入贡之机捕杀他时,遂与金正式决裂,于1211年春率大军南下,对金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这时,辽东方面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十余万契丹人起兵抗金,向蒙古输城,西夏也乘机向金发动进攻,使金失去北方屏障。至此,金对锡伯、契丹等部族的统治宣告结束。1227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次年蒙古诸王在今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遵成吉思汗遗嘱,推举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他继续完成先父的未竟事业。1234年正月,金亡。自1257年始蒙古征南宋。1271年,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忽必烈宣布建立大元国号。1279年南宋宣告灭亡,中国复归统一。
蒙古统治者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人为地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包括大漠南北诸部;第二等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包括唐兀、畏兀儿、回回、钦察等;第三等为汉人,大体指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包括汉人、契丹、锡伯等北方各部族、女真、高丽等;第四等为南人,基本上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对四等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并且极力扩大其间的差别。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得到信任和宠遇,汉人和南人则在被猜防与歧视之列。
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部族,在金朝,也受其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锡伯等部族的控制,金初曾移很多女真人于此,加强监视,以确保金北边藩塞的安全。在以后近百年时间中,锡伯部族与女真等部族和睦相处,建立了亲密关系,使两者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接近一致。当1211年成吉思汗挥军南征、十余万契丹人(也包括与契丹杂居的锡伯)输城归金、金北方屏障瓦解后,与锡伯、契丹等杂居的以及辽东其他女真人慑于蒙古大军的威力,大部分逃亡鸭绿江、长白山等人烟稀少的地区。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一部分锡伯人。他们大部分都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点。这一历史事实,透过现在家谱可略见一斑。请看下列家谱记述 [143]
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游牧时代,无事迹可考,实为黄色民族,世称亚细亚民族,又谓蒙古利亚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省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完颜氏系谱)
我依尔根觉罗肇氏,先世系长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民。于前清天命初年,太祖高皇帝并业兴京,我始祖武毅都尉公讳图格马发,效力疆场,遇危殉节……”(依尔根觉罗西蜒宗谱)
始祖藤额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纳各地,于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移来盛京,注册宁武图氏,当时入于镶白旗满洲第一佐领下……”(宁武图氏谱)
 这一部分锡伯人,等女真(满洲)建立清朝后,受到了礼遇。
 元初,蒙古贵族的统一战争适应了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需要,对农业生产和定居民族的破坏性显得非常突出。是时蒙兀志在虏掠,得城旋弃[144]。东北地区的许多城镇包括锡伯族聚居地绰尔城及其周邻城镇,被蒙古军夷为废墟,许多耕地改为牧场。蒙古族在征服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时,这人曾进行了反抗,因此可能遭到蒙古军的残酷镇压。如现在,锡伯族吓唬哭闹的幼孩时,就说莫哭!忙古斯来了。”(ume songgore!manggus jihe)后来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和军饷所需,蒙古统治者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元统一全国,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145]。在东北地区,前后创立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蒲峪路屯田万户府、金州复州屯田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和水达达路屯田总管府等。蒙古族和锡、汉、契丹、女真等族共同屯垦耕种,发展农业生产。
元朝对东北锡伯地区的统治一开始并不十分严密,等全国形势稳定后,才逐步加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时,把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在以哈勒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最东北地区。斡赤斤一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将领地向东扩展。到塔察儿时期,今嫩江流域等地业已被直接并入斡赤斤后王的份地。到至元二十年后,元政府将统辖东北行政的最高地方机构宣慰司望轻升格为行省一一辽阳行省。锡伯族处在了它的统治之下。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的辽阳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即包括宁昌站和泰州站。但这时,该行省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统治者暗中与元中央政府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1287年四月乃颜叛,六月忽必烈执杀乃颜。接着,原来隶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等军队及其他人户(包括锡伯部),都被括入元朝版籍。元廷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立肇州城(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众东居,并组织当地的锡伯等部族在该地区开垦。这时,锡伯部族主要仍以绰尔河(包括洮儿河)为中心而活动。而且,嫩江流域屯垦使所就设在泰宁,即塔子城。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尾闾边缘,东南距泰来县城90里。城址四门,周长45628。城内西北部有大面积元代建筑群落废墟,遗存有汉白玉及花岗岩柱础、琉璃釉瓦,以及龙纹、牡丹花纹滴水等。考古研究证实,该处废墟当为元代宗王斡惕赤斤系家族府邸 [146]。等元政府将这些地区括入版籍后,该城又成为元政府在嫩江流域的屯垦使所。从此,蒙古族大量移入这些地区。到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在绰尔河地区设立了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锡伯族大部处在其管辖之下。
元朝末年,爆发了以红巾军为首的各族人民反元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春,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建立明朝。元惠宗(顺帝)丹欢贴睦尔携后妃、太子和宗室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
在自1368——1388年二十年的北元与明朝的对峙、争战中,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族仍在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干户所下从事农业生产,为北元提供军粮。1371(洪武四年),在明军追击西北和北方的北元残余势力获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辽东地区的北元残余势力发生动摇。元末辽阳行省平章刘盖,于1371年二月,乃悉举其地兵马、钱粮、舆地之数以降明。明政府遣断事官吴立往宣诏,置辽东卫于得立嬴城,以盖为指挥同知[147]。北元失去东北藩塞。但明势力仍未达到锡伯族地区。
明在辽东、辽西一带建立辽东都司、大宁都司根据地以后,便向辽河以北,从金山到今第二松花江进攻,以消灭盘据在此的北元纳哈出势力。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在残部溃散、穷途末日的情况下降明,明封其为海西侯。次年明用15万大军乘胜追击,取得了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明在东北的统治。至此,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处在了明王朝统治之下。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嫩江流域屯垦区的管辖,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泰宁卫位于今洮儿河流域及以南地区,其中心在辽金时之新泰州,以辽王阿札失里为指挥使;朵颜卫在今洮儿河上游、绰尔河以南及索岳尔济山一带,以脱鲁忽察儿为指挥同知;福余卫在今绰尔河以北、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地区,以海撒男答溪为指挥同知。泰宁、朵颜、福余三卫统称兀良哈三卫 [148]或朵颜三卫,隶属于大宁都司。永乐元年(1403)大宁都司内迁,永乐七年(1409)奴儿干都司建立后,兀良哈三卫改隶奴儿干都司。
上述事实说明,元灭明兴,锡伯族虽成为明朝属民,但仍处在蒙古族(兀良哈)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有关记载佐证,在兀良哈三卫中基本上都有锡伯族,但主要仍以绰尔河为中心活动。据《明实录》:戳儿河(绰尔河)女直野人头目忽失歹、安苦等来朝。命忽失歹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安苦等为千百户镇抚,赐钞印有差。[149]这里的女直野人是指锡伯部族,忽失歹安苦是锡伯部族的头人。对兀良哈三卫之部族成分,有人作了考证:兀良哈三卫本东胡遗种,其语言与蒙古无别,其风俗与契丹同,与蒙古稍异。蒙古辫发索头,而三卫人还有鲜卑、契丹以来的遗风,为髡发秃头。在生产方面,蒙古专营游牧,而兀良哈人则以游牧为主,稍业农耕[150]。可见,兀良哈三卫中除蒙古外,还有其他部族,至于有多少
宣德以前,瓦刺部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势力强大。正统间,也先在控制西北诸卫的同时,也着力向东发展,侵逼作为明朝东北部屏藩的兀良哈三卫。脱欢和也先父子为征服对手阿鲁台及其党羽,原来刘兀良哈三卫采取联合和怀柔的政策,也先曾与三卫联姻,诱使三卫背离明朝,并充当其侵掠辽东、大同等明境和女真族的先锋。但也先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彻底征服兀良哈三卫,统一全蒙古。正统九年(1444)瓦剌趁女真肥河卫首领大败泰宁卫拙赤之机,也出兵分道截杀,致使三卫大困。正统十一年(1446),也先以搜阿鲁台遗族为名,进兵兀良哈三卫地区。兀良哈三卫被瓦剌抢掠,散处滦河一带[151],迫其大举南迁。但其中一部分锡伯部族仍留居在当地,或当时迁走后,等形势稳定又迁回原居地。
明代初叶,兀良哈三卫的目的是防止兀良哈三卫与鞑靼的联系,使其成为明朝的屏藩东捍女直,北捍蒙古[152]。从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的100年间,兀良哈三卫在明朝和鞑靼、瓦剌之间,为了保存自己,免被吞并,叛附不定,通贡、互市和入寇抄掠交互进行 [153]
兀良哈三卫和女真之间,在明朝拒绝互市或者通过互市仍不能满足要求时,便率众入边掠夺,形成顺则市易,逆则抢掠的局面。明朝对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部的政策是:附则给以爵赏,允其互市,以此怀柔,叛则进行征讨,断其互市,以示惩罚。
总的来看,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的100年间,锡伯部族处在兀良哈三卫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他们随着兀良哈三卫的兴衰而兴衰。 
元末明初,锡伯族成分又起了变化:随着元灭时契丹部族的分化、瓦解,部分契丹人又融合到锡伯等部族之中。元代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入元明后离散,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已经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154]现在,关于契丹人的文化因子,一是可以从古籍文献中得到文字记载,二是从现代锡伯族文化中找到痕迹,而且,有些痕迹对照文字资料看,显得非常明显。这在本章第四节中已及,兹不赘。
永乐末期,在嫩江流域,随着兀良哈三卫形势的变化,开始出现科尔沁蒙古。科尔沁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奎蒙克塔斯哈剌属部,其牧地原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和海拉尔河一带,至明代属兀良哈三卫地。喀喇沁(科尔沁)为乌浪汉济尔默氏,盖即明初所谓兀良哈者。[155]1425(洪熙年间)奎蒙克塔斯哈剌为厄鲁特蒙古所破,避走嫩江,后因其子昆都伦岱青为阿鲁科尔沁,故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当兀良哈三卫大部南迁后,科尔沁蒙古势力迅速扩展到绰尔河、洮儿河等地,从此,锡伯族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到明末清初,嫩江流域的女真人,以锡伯、卦勒察之名,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 [156]
明代后期,明统治者由于与女真(当时多称女直)的往来日益加强,将东北各部族都开始统称为女直,把处在山林地区或边远地区的部族则称野人女直林中百姓,当时处在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部族也被称为野人女直。这给理顺明代锡伯部族的历史带来了很多不便。
十六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女真部开始勃兴,并用武力先后统一建州内部及周邻诸部,引起叶赫等扈伦四部的严重不安,他们企图以联姻的方法牵制努尔哈赤,但未获成功。于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试图以索要土地的政治手段,限制建州势力的膨胀。1591(万历十九年)叶赫贝勒纳林布禄遣使至费阿拉,向努尔哈赤提出土地要求,但努尔哈赤严辞拒绝。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仍不甘心,召集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贝勒会议,决定各部同时遣使至建州,进一步进行政治交锋。结果,努尔哈赤力战三国使者,使三国使者悻悻而归。纳林布禄的联姻手段和政治讹诈均宣告失败后,决定诉诸武力。于是1593(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发生了在女真、锡伯等史上重要的事件——古勒山九部之战。这次战役是锡伯族史之最重要的转折点,是锡伯族归服满洲(当时应称女真)的开端。对这次战役,《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详细记述:
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北嫩江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代、莽古思、明安,席北部、卦尔察部,及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长纡楞格,讷殷路长搜稳、塞克什,九姓之国合兵,分三路来侵。上闻之,……遂引兵至拖克索地立渡处,诫军士日:尽解尔蔽手,去尔护项,或项臂伤,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絷,难以奋击。我兵轻便,破敌必矣。众皆如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城守鼐护、山坦二人来告日:敌兵辰时已至,围攻扎喀城,不能克,退攻黑济格城。但敌兵甚多,奈何?众闻之,色变。扎喀城有名郎塔里者,后至,呼日:贝勒安在?我兵几何?言讫,遂登山望之,告上日:若以敌兵为多,我兵亦岂少耶?昔征明时,彼兵漫山野,我仅二、三百人,尚败其众。我国之人,骁勇敢战,必破敌兵。如不胜,吾甘军法。众闻言,心始安。上使人往侦,谓日;敌若还军,乘夜击之,否则旦日接战。时,敌兵运粮刍,立营垒。侦者得实具告。上遂驻军。是夕,叶赫营有一人来降者,言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兵万人;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兵万人;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席北部、卦尔察部,兵万人,凡三万人。我兵闻之,复色变。上日:印等毋忧,吾必不疲尔力.俾尔苦战。惟壁于险隘,诱之使来。若来,我兵迎击之,否则四面列阵,以步军徐进。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其争先督战者,必其贝勒。我以逸待劳,伤其贝勒一、二人,彼众自溃。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遂于旦日进兵。初,叶赫兵攻黑济格城未下,是日,又攻城。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遣巴图鲁额亦都,率兵百人挑战。叶赫兵见之,罢攻城,引兵来战。我军迎击,败之,斩九人。敌稍却。叶赫贝勒布寨、金台石及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复并力合攻。布寨直前冲入,所乘马触木而踣,我兵名吴淡者奔而前,踞其身,刺杀之,敌兵遂乱。叶赫贝勒等见布寨被杀,皆恸哭,他贝勒大惧胆落,弃众奔溃。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上纵兵掩击,积尸满沟壑。达国柴河寨之南渥黑运地。是夜结绳截路,邀杀败兵甚众。明日,一卒擒乌拉贝勒布占泰见上曰:我获一人,将杀之,彼大呼勿杀,愿自赎,因缚之来。跽上前,上问曰,尔何人也?对曰:乌拉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也,恐见杀,未敢明言,生死惟贝勒命。遂叩首。上日:汝等九部会兵,侵害无辜,天厌汝等。昨已擒斩布寨,彼时获尔,亦必杀矣。今既见汝,何忍杀?语曰:生人之名,胜于杀人;与人之名,胜于取人。遂解其缚,赐猞猁狲裘,豢养之。是役也,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胄千副。[157]
九部之战也是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转折点,它使九部军事联盟破灭,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成为扈伦四部灭亡的决定点。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158]。他利用九部之战后的有利形势,对扈伦四部展开攻势,先近后远,各个击破。此战之后,锡伯部一部分贵族或平民慑于兵威,携亲族投奔了努尔哈赤,受到后金的礼遇。
在元代,锡伯部族政治上虽被置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但它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因为,这时的蒙古族并不是农业民族,而仍保持着游牧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仍是其主要生活方式;而锡伯部族则成为定居民族,它一方面进行捕捞生产,另一方面进行农业生产,使两族始终没有条件聚居一处,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之间的往来。而且,当时的蒙古族文化较锡伯部族落后,使它无法从根本上去影响比自己先进的文化,但从宗教方面来讲,在当时的蒙古族中,萨满教已趋于完整,并且划分为宫廷(贵族)萨满教和民间萨满教两大类。宫廷萨满教开始参与政治,成为不可忽视的统治力量。这对当时的锡伯族萨满教不会无影响。此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早在1246(南宗淳祜六年)开始在蒙古人中传播,到元朝末期已盛行。毫无疑问,部分锡伯部族在元代通过蒙古族就已皈依喇嘛教,使锡伯部族固有的宗教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喇嘛教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长期并存的现象。在其他信仰方面,蒙古族和锡伯族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元朝才形成的还是更远的时候就形成的共同点,由于缺乏资料,很难作出定论。如蒙古人和锡伯人一样崇拜天、地、日、月、山、河、星辰、五行,尤尊天神,称天为腾格里[159]无一事不归之于天。每行事,常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骑射、摔跤,也是两族善长的特点,把摔跤手两族均称为布库,把善射者都称为默尔根”(资料上写成蔑儿干”)。在生活习俗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在家庭中,幼子都受到宠爱,蒙古族称额毡”(家主、主人),锡伯族称勃比”(家宠);在丧葬方面,两族均有烧饭之俗,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160],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重,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重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161]。很显然,在蒙古族这一习俗中已有了剥削阶级因素,反映了该习俗的走形现象。而锡伯族的这一习俗中更多地保存着其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的特点。在饮食、居住、禁忌、礼行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
元灭明兴,中央政权虽成为汉族政权,但锡伯部族的直接统治者仍为蒙古族,因此,锡伯族与蒙古族发生关系,断断续续有400余年历史。在此期间,一方面他们同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其中锡伯族始终处在被统治和被管辖的地位,但这是统治阶级一方的关系。从广大人民一方来说,基本上是平等往来关系。因此,在400余年间,两者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民族学意义上讲,两个民族文化在相互渗透、吸收过程中,落后的一方总是为先进的一方所排斥,最后为先进的文化所同化或部分同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蒙古族文化(主要指世代与锡伯族相处的嫩江流域蒙古文化)可以窥见元明时期锡伯族文化之一斑。
   
 
 
 
 
 
 
 
 
第三章 锡伯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
第一节 社会组织
    关于锡伯族在历史上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其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又是怎样?经济状况如何?史书记载不多。
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南迁的鲜卑人在公元四——六世纪建立了许多王朝,但终究被统治民族——广大汉族所同化,失掉了原来的民族特色只有仍留居在大兴安岭以及嫩江西岸,并以绰尔河、洮尔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区域的一小部分人继续保持了原来的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自隋唐至元王朝,他们在史书记载里又以室韦或失韦等同音异写的族称仍活动在嫩江西岸。明朝时期和汉、蒙、女真等民族杂处。他们虽在政治上完全隶属于中原各王朝,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独特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方式。
    十七世纪末叶,生活在嫩江西岸的锡伯族完全被满族征服之后,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中。从此又在特殊的八旗制度的制约之下,生活了三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锡伯族还残留着形式上的氏族组织,同时还保留着八旗制度的残迹。现在我们研究和介绍锡伯族的氏族组织八旗制度的情况,从而使大家了解锡伯族的社会结构的一斑。
 一、氏族组织
    氏族,也叫做氏族公社,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公社阶段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所必经,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的氏族制阶段是比较漫长的。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统治民族的经济文化的提高及其影响,本民族的生产水平也逐渐地提高,其社会组织也在发生变化,使之原来的血缘关系渐渐地失去它的作用,而过渡到了以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按地缘关系结合的嘎善发尔噶[162]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锡伯族的每一个嘎善都是由不同的哈拉莫昆组成的。
    锡伯族的哈拉为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一个氏族,哈拉内是绝对禁止通婚的。哈拉传至五、六代以后便分出莫昆,这时的哈拉就演变成一个胞族,因此,每一个哈拉包括几个莫昆,即氏族。锡伯族的氏族是若干个同一祖先繁殖的后代组成的大家庭。   
    据记载和民间传说,锡伯族的姓氏也很繁多,约有九十余姓氏,这也与有关拓跋鲜卑的史实相吻合。如《魏书·序纪》云:
    “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这里所谓的,大概就是当时的氏族集团或部落;所谓大姓当指哈拉,即九十九姓氏。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地区的演变,一个氏族,也可以在适合的条件下,繁衍扩大,或分支成为新的氏族。如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所属各地西迁伊犁驻防的锡伯营镶黄旗(即头牛录)的图克色里氏(汉译为佟姓)和永妥里氏(汉译为永姓)两氏族,由于氏族内部的纠纷,引起了分支,产生了新的姓氏。如原图克色里氏族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成为图木尔齐哈拉,汉译为涂姓(但是在他们的宗谱上仍写着图克色里氏),永妥里氏也是因氏族内部的冲突,分出一支,改称为莫图里氏。象这样由一个姓氏分支成新的姓氏、新的莫昆之事,在锡伯族的氏族组织中也是不少见的。
西迁伊犁驻防的锡伯族约有以下二十余姓氏(哈拉)和莫昆(氏族)
    锡伯族姓氏               
    瓜尔佳氏      有三个莫昆    关、管
    郭尔佳氏      有三个莫昆    郭、顾
    郭罗罗氏      有二个莫昆    郭、国
    何叶尔氏      有三个莫昆    何、贺、赫
    哈斯胡里氏    有二个莫昆    韩、哈
    图克色里氏    有三个莫昆    佟、通
    图木尔齐氏    有一个莫昆    (或佟)
    伊拉里氏      有一个莫昆   
    额尔克勒氏    有二个莫昆    额、鄂
    巴雅拉氏      有二个莫昆    巴、白(或拜)
    那拉氏        有一个莫昆   
    永妥里氏      有一个莫昆   
    莫图里氏      一个莫昆 (或永)
    托库尔氏      有三个莫昆    拓、妥、陶
    胡西哈里氏    有一个莫昆   
    吴扎拉氏      有一个莫昆   
    安佳氏        有三个莫昆   
    富察拉氏      有二个莫昆    富、福
    苏木尔氏      有一个莫昆   
    杨吉尔氏      有一个莫昆   
    觉罗氏        有二个莫昆   
    温都尔氏      有一个莫昆    温、文
    孔古尔氏      有一个莫昆    孔、巩
    华西哈尔氏    有一个莫昆       
    果尔齐氏      有二个莫昆    郭、高
    扎斯胡里氏    有二个莫昆   
    此外,还有徐、刘、臧等姓氏。
    以上一共是二十九个哈拉,四十六个莫昆,四十个汉姓。
    由于历史资料缺乏,对锡伯族姓氏的来源和含义至今无法解释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除个别几个姓氏与满族的姓氏相同之外,其绝大部分姓氏;和满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的姓氏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的一面。
    锡伯族的嘎善里,一般包括五、六个氏族到十几个氏族。一个氏族最大的有百多户,小的也有几十户。
    锡伯族的氏族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莫昆义善”(即氏族会议)莫昆义善是由如下的成员组成:
    莫昆达(氏族长),是由族中辈份高、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
    族长之下又有若干成员,共同协助治理莫昆里的大小诸事。他们是:祖辈、父辈、子辈、孙子辈:各挑选一人,组成莫昆义善,妇女中亦如男子一样,按辈分挑选一人,她们多主持氏族内妇女的事情。
    莫昆义善的成员是通过族中的长者们共同商议,选举而产生。莫昆义善里莫昆达的职能是主持这一氏族的重大祭祀活动,供奉宗谱,调解氏族内部的纠纷,惩处违犯家规的氏族成员,以保护本氏族的尊严。
    所谓重大的祭祖活动,就是指每年大年三十和初一日,全氏族的男女老少首先来到莫昆达家里,在这里向宗谱”(即氏族谱系)叩头拜节,也向莫昆达拜节。每一个氏族,在正月里举行一次莫昆会议”(又称家谱会议),会议上除商议氏族内的日常事务之外,所参加的长者们还共同对本氏族的男女在一年之内违犯家规和一般纠纷进行审讯、惩罚和调解。锡伯族的莫昆会议有很大的权力,氏族内部的有关人命等重大案件,也可以在氏族内部协商解决。每一个氏族都有氏族会议所共同制定的家规”(氏族章程),是氏族内部不成文的法律。凡是氏族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不能越规。东北地区图克色里氏家规中写道(选摘几条)
   第一条,敬祖先,睦宗族,以为孝悌之本。凡族中子弟有不善者,皆得尽训诲之责,不可有亲疏之见,而子弟对族中尊长,均须恭顺,亦不可存亲疏之见。   
   第二条,凡分居者,各宜备宗谱一份,以知己之远源。每三十年,合族通修一次,但此三卜年中,遇有死亡者,得由子弟记其事迹,以备通修时,记录于事迹栏内。
    第三条,我族对于丧事服制,久已复杂,今参订礼制,及先人所传之原则,酌定五族服制,使后世子孙永远遵守,庶免分歧。.....[163]
    新疆伊犁地区图木尔齐氏”(汉译为涂姓)家规中规定(选摘几条)
    第一条,身为家长(或长者)而不能遵照祖宗留传的家规而行,有言行不善者,召集氏族会议,设祖先灵位,在灵位前议罪,罚羊只祭祖示众。
    第二条,借故他事不积极参加氏族内的红白等事者,以怠慢氏族之罪,召集氏族会议惩处示众。 
    第三条,氏族LIj遇有长者去世,各支必有一人服七七四十九日孝服,以示敬意。五世之后,可以不服孝。
    第四条,同为兄弟而相互不睦,发生争吵,有失礼者,召开氏族会议治罪示众。
    第五条,在氏族中任何一个抛弃父母,不孝顺父母,不养活妻女,长期在外流浪不归家室者,召集氏族会议严惩示众。
    第六条,妯娌之间不能和睦相处,经常争吵者,召集氏族会议定罪,当着众人之面掌脸示众。
    第七条,子媳之辈,在街道上与长辈或父母相遇而不下马下车让道行礼者,呈报氏族长治罪。
    第八条,长者违章,则罚羊只祭祖,以求恕罪。
    第九条,子辈违章,则鞭笞五十皮鞭,……
    从以上这些家规中可以见到锡伯族在社会生活中的氏族组织的一斑。自清朝统治开始之后,氏族组织又和八旗制度结合起来。
二、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等职能。它是从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八旗制度是在一六一五年,即天命元午的前一年,由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正如皇太极所说:
   “南朝(指明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兼以收拾兵器[164]
    “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满语,即后来的佑领),五牛录立一扎兰额真(参领),五扎兰立一固山额真(都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满语,gdsa即原来的旗)[165]
乙卯年就是一六一五年,即明万历四十三年。
    八旗制的基本单位是牛录,是从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的满洲人凡迁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额真(意为主也)” [166]。牛录自成一族时,牛录额真即系族长,不然,就是数族的总族长。《光绪会典》卷八四,关于族长,有如下规定:设族长,以教其族人。
    锡伯族的编旗早在一六二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时就开始了。那时,就有部分锡伯人归服努尔哈赤,加入了满洲八旗;后来,科尔沁蒙古被编旗时,隶属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就被编入蒙古八旗。
    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王台吉将锡伯人进献给清政府,锡伯族就全部被编入满洲八旗,分属于各牛录里,所以没有以锡伯族为主的锡伯牛录。
    由盛京移驻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官兵,于乾隆三十二年正式组建锡伯营,才有了锡伯牛录(仅限于新疆)。锡伯营同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统称伊犁四营,又叫外八旗,与满营是有区别的。   
    锡伯营的牛录,在人员构成上基本上是按原来的氏族组织划分的。几个哈拉组成一个牛录,但也有一个哈拉分散在几个牛录里的情况,锡伯营的组织形式是:
营设领队大臣一员,驻惠远城。
    营下设有总管、副总管各一员,驻本营,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专管本营八个牛录的兵民一切事宜。
    总管档房下辖八个牛录,牛录的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委官各一员,领催四员,披甲(兵丁)一百五十至三百人,连同家属约一千至二千人左右。
    每牛录都设有社仓,屯积粮食,以备春耕时,由社仓发放籽种,也用在救济本牛录里的鳏、寡、孤、独者;设有官牧场,展牛录的牲畜,以备兵丁当差和其它公差上使用。
    每个牛录还设有监牢、兵器库等。
    综上所述,锡伯族是长期生活在氏族组织和特殊的八旗制度里,所以,氏族组织和八旗制度可以说是锡伯族的社会组织了。
第二节 经济生活
一、早期经济——狩猎和捕鱼
    根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十六世纪末叶以前。锡伯族的经济生活还比较落后,狩猎和捕鱼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这和锡伯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兴安岭、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尔河、雅鲁河以及松花江流域,山深林茂,水产丰富,是一个天然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这里是锡伯族世代生活的故土。至十七世纪中叶被清朝完全征服之前,他们一直繁衍生息于此地。
    锡伯族的狩猎没有过多禁忌,如獐子、野猪、狼、鹿、堪达尔罕(即四不象)、野鸡、兔子等都是狩猎的对象。只忌打狐狸,因为,锡伯族从很早起就有供祭仙家(胡家)的习俗。狩猎的季节,以秋、冬为旺季,春夏季主要是捕鱼。
    锡伯族的打猎方法主要是进行放围,狩猎的工具也很简陋,有弓箭、木棒、长矛、独木舟、线网等等。弓箭从很早就是锡伯族的生产工具,也是自卫的武器,因此,骑马射箭便成了锡伯族的特长,十几岁的儿童即能骑马驰骋于深山旷野之间。
    锡伯族还喜欢鹰狩,特别是中、老年人,所以,在锡伯族中养鹰非常普遍。捕获和训练猎鹰的方法是:首先观察鹰经常出没的山林和过夜的树枝、山石等处,然后安设一个巧妙的套子或猎网进行捕获。捕到之后,就开始训练,训鹰是件难事,没有高度的耐性是不行的。对其它野兽都是骑马围追,追到快要接近猎物时,再从马上用长矛刺或用大头木棒打。有首家喻户晓的古老的打猎歌,这样描绘锡伯族的打猎情景:
    “雪花如蝶飞,驰骋共撒围。踏遍千重山,猎夫凯歌回。
    锡伯族除了狩猎以外还从事捕鱼,尤其是居住在松花江沿岸的锡伯族,有丰富的捕鱼经验,他们捕的鲟鳇鱼专供清朝皇室大年三十祭祖之用。
    由于生产工具的简陋,锡伯族的渔猎活动往往都是三、五成群地进行的。捕获物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并不因为参加者的年龄大小、体质强弱、出力程度而有差别,而是人人有份,平均分配。但是,对勇敢者在分配上采取奖励的办法,投中第一枪的人,要另外分得一份野兽的贵重部位,如野猪的头部等。
    总之,渔猎是锡伯族早期主要的生产活动,后来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渔猎远不及畜牧业和农业那样重要了,清乾隆年间以后,狩猎场所成为训练旗兵的武功技艺的练兵场。渔猎就成为一种娱乐活动,新疆的锡伯族至今把渔猎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保持着。每逢冬雪纷飞时,就成群结队地到野外围猎;春暖花开季节,就去伊犁河沿岸,结茅屋住下捕鱼。这一切不是他们经济上的专利,而只是一种古老的习尚罢了。
 二、农业经济:
    农业生产    锡伯族早期分布在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耕宜牧的松嫩平原,加之锡伯族很早就和先进的汉、满等民族错居杂处,故较早地进入农业生产阶段。 “锡伯米在清初有盛名,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由吉林伊屯口(即伊通口)一带将锡伯米约二千五百石运至黑龙江。
    “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拉官屯约二万石。[167]这足以说明当时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所以,乾隆二十九年,西迁到伊犁驻防的锡伯族军民,一到驻地立即开始耕种之业。
    锡伯族的农业生产技术熟练,所以,进驻伊犁之后,很快就成为伊犁各营,特别是满营的榜样。在兴修水利、垦荒造田等方面受到各营官兵的称赞。据史料记载:
    “兹该将军(指松筠——作者注)忧恐满洲兵丁公同伙种,久而生懈,请照锡伯营屯种之例,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永为世业。[168]
    锡伯族在东北和新疆均住在江河之傍,松嫩平原、伊犁河谷气温适中,水源和雨量都很充足,适于种植各种农作物。东北、西北农村的锡伯族种植的主要作物有:小麦、高梁、大麦、玉米、水稻、糜子、谷子、菜籽、大豆、胡麻、向日葵、土豆、烟草等。由于气候的关系,除了个别作物,如菜籽等以外,其余作物只能一年一熟。
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不高,这和他们的居住条件及耕作方法有关。首先,东北、西北两部分锡伯族居住分散,占地面积广,而且可耕之地又多,所以,都喜欢大面积的耕种,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靠面积收获,不讲究单产。耕作面积大,就不能深耕细作,因此,小麦平均亩产一百五十——四百斤左右;高梁四百——八百斤。在新疆的伊犁地区锡伯族所种的山地(引山水灌地,故叫山地)小麦产量高一些,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亩产高达千斤左右。
    锡伯族的农耕方法比较粗糙,其原因是受居住环境影响的必然结果,因为依山傍水的有利环境除有利于农业之外,可以进山狩猎,也可以下河捕鱼。 自然条件好,维持生活的途径多,加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着锡伯族的生产生活,因此,他们在耕作技术的改进方面步伐较慢。采用轮种的办法,一块地开荒后种二、三年就丢弃,另开新荒,伊犁地区的山地,至今全用轮种的办法,不施肥,也没有能力施肥。引察布查尔大渠水灌溉之地则用半施肥半轮歇的方法以改良土质,提高单产。下种全用漫撒的方法,就连能铲锄的作物,如高梁、玉米、豌豆等也是撒种,先撒籽种后犁地,最后踏耙。
    因锡伯族分布的地理条件不尽相同,生产季节各有所不同,一般情况是:正月里备耕,主要制作或修理农具、套具、织鱼网和集运肥料;二月里长工、短工订立合同,开始上工。从二月中旬开始播种春小麦、大麦、胡麻、油菜等,谷雨、立夏时,开始种谷子、高梁、玉米等作物;夏至、头伏、二伏开始锄草,菜园始种大白菜、青罗卜等冬菜。二伏开始收割小麦、大麦,间隙还要打杂草储备牲畜的冬草。立秋前后就开始打场,先打小麦、大麦、胡麻,最后打高梁、玉米、水稻等。
    锡伯族的生产工具要分几种类型。如:农具类、渔具类、狩猎用具类等。
    农具主要有木犁(牛犁、马犁两种)、车辆(木轮车、铁轮车两种)、柳条耙、木铣、木叉、石滚、锄头、镰刀、大扇镰以及套具等;狩猎和捕鱼类主要有小木板舟(在早都是独木舟)、线织鱼网、弓箭、长矛、大头木棒、兔网,后来有了火枪等。
    锡伯族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一般情况下本民族的铁匠木匠就可以制作,织鱼网、编制柳条耙、柳条筐等等,农民自己就会制作,不用专请匠人和出钱购买。铁制工具,除铁本身依靠外来之外,本民族的铁匠都能制作。
    种植蔬菜,锡伯族每家每户都有菜园地,种菜园子是锡伯族经济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园子同锡伯族的住房连在一起,形成住房的一个特殊形式。如一块二、三亩的地块,周围堵矮墙,其中四分之一处作为庭院,主要是停车、盖牛马棚等;又四分之一处修建朝南的或三间或五间住房;后面有四分之二处作为种菜的菜园。紧靠屋后则种植许多株果木。
    锡伯族喜欢种的蔬菜主要是:辣椒、黄瓜、茄子、韭菜、江豆、扁豆、白菜、萝卜、蒜、大葱、胡罗卜、土豆,后来又种西红柿、洋葱等。按锡伯族的生活习惯,一日三餐都要吃菜,而且喜欢吃新鲜菜。另外,蔬菜、果类和牛奶之类,按习惯不能卖钱,可以食用。种菜一般是由男子犁地,其余的工序全由妇女进行,男人可以不管。所以,种菜、锄草、秋后腌制咸菜等一切都由妇女承担。锡伯族种菜为的是自种自食,不作为经济收入的一部分。
    土地制度及其封建劳役   锡伯族的土地制度是旗地制,锡伯族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就在八旗制度里生活。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先后迁入盛京所属各地的锡伯族被编人满洲牛录后,锡伯族就按清政府计丁授田的规定取得了土地,但这些地的质量一般比较低劣,洼地、荒地较多。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旗地制开始瓦解,清政府虽有旗民不交产的禁令和土地不准出卖的规定,但土地买卖现象已经出现。这时,旗地就很迅速地集中到少数有钱有势人手里,广大农民则陷于破产,变为佃户和雇工。据调查,一八九四年前后,沈阳前边台村有锡伯族四十余户,共有土地七百七十亩,其中三户占有的土地占全村耕地的百分之十三,有八户占全村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三,其余三十余户完全没有土地。
    辛亥革命之后,东北地区的旗地制彻底瓦解,土地更加迅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据辽宁省沈阳县岳寺屯、大孤家子、八家子等四个村屯的调查,这里共有五百二十余户,人口有二千七百五十人,土地一万三千零四十八亩,其中有三十二户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三),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百分之六十八;有九十五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占有土地百分之十四点三;有三百九十九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九),有土地百分之一十七点七,平均每人只占一亩左右的土地。
    迁到伊犁的锡伯族也实行旗地制,本旗所属土地由各牛录旗下档房统一管理,实行旗地公有制,锡伯营的旗地大部分被分配给官吏和披甲。按规定:
    “总管分得土地四百八十亩,副总管三百六十亩、佐领二百四十亩;防御一百八十亩;骁骑校一百二十亩;委官、领催以及披甲各六十亩。[169]
   分给官吏和披甲的土地含有俸地的含义,分得了土地,等于领得了俸禄,清政府就大大地减少了他们的饷银。除分配给官吏的以外,剩下六十分到八十分土地(每分地六十亩),由旗下档房租予闲散(百姓)耕种。
    另外,伊犁锡伯营根据地理条件还经营山地,山地也是公有制,但不具体分给官吏,全牛录军民都有权利申请耕种。每年春耕之前,军民按自己的能力,如耕畜、籽种、劳力等情况,向旗下档房申请一分地或二分地,这个申请也叫做贴名,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和要种多少分地等贴上去,在各旗下档房统一登记。山地的耕种则实行岳喜制 [170]一个岳喜少则十几分地,多则五、六十分地。种一分地者,出一两头牛或两匹马拉犁,一个劳力,三斛小麦籽种,口粮自备;种半分地者,一般与别人合作,一方出劳力,另一方出耕畜、工具和口粮,秋后平分,这也叫伙种。山地的收成,秋后按劳(按车马、人力、出工等)分配收益;好的年景,一分地可收一百五十斛小麦(一斛等于八十斤)
    为什么山地就实行岳喜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锡伯族长期生活在氏族组织、八旗制度之中,其狩猎、捕鱼等生产都是集体活动,对公有制、集体生产早有习惯;二、山地要引山上雪水灌溉,必须靠集体力量才能实现,引导灌田;三、山地离村屯远,平常在几十公里以外,为防止盗贼抢掠,必须集体生产,四、岳喜制能发挥互助合作的作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所以,锡伯族山地岳喜制直到解放初期还被保留着。
   民国初年,开始清查丈量土地,伊犁锡伯营的旗地制也彻底瓦解。据调查,解放前在察布查尔有锡伯族农户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人口近一万人,共有土地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八亩。其中有一百五十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占有土地为土地总亩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有一千二百二十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总的来说,到了清朝末年,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旗地公有制为私有制所代替,土地则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使锡伯族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旗地公有制就逐渐瓦解了。
    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也就产生了雇佣和租佃关系,当时的剥削形式有三种:一种是伙种,一种是雇工,一种是租佃。其中雇工和伙种剥削较为普遍。
    雇工一般分年工(即长工)和月工(即短工),年工食住完全依靠雇主,每年从农历二月初二上工,到十月底完工。年工工资有两种:一种是雇工在秋收后,得到二十亩左右地收获的粮食,另一种是固定的,如二十五斛小麦、二十五斛高梁、三匹土布和一件皮袄。
    月工一般食住在雇主家,是按雇主的需要定工种、定时间(一至六个月),每日的工资为半斛小麦或每月给六至十斛小麦的。
   伙种形式在锡伯族农村也是大量存在的。地主与农民伙种时,地主出土地、耕畜、籽种和一部分口粮,农民则出全部劳动力,秋后平分收成,也有按四六或三七分配的。
    锡伯族的雇工绝大多数是给本族的地主、富农和富有人家做工,个别流浪在外地给汉族地主或商人当长工。
    租佃也是一种剥削形式。地租有春租和秋租两种:春租又叫现租,农民向地主租地时,必须先交地租,一般每日地(或垧,每垧地等于六亩)二石左右;秋租在秋后交纳,一般每日地三石五斗到四石。
    在八旗制度下生活的锡伯族人民除了受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外,还要服各种劳役。
    “戈什哈” (跟丁)制度,这是八旗制里特有的规定,锡伯营的领队大臣有戈什哈三十二名;总管有戈什哈十六名,副总管十二名,佐领有四名,防御、骁骑校也各有二名。戈什哈的服役期限为二至三年,口粮自带,每月可回自家半个月,但需要交纳代役金。给官吏充当戈什哈的人,不仅担任警卫任务,还要给官吏们耕种田地,或服各种杂役。
    “当差也是锡伯族在八旗兵民合一制度里的一项特定义务,即驻守卡伦、换防台站和在旗下档房、总管档房行走当差。驻守卡伦、换防台站的每月虽有盐菜银两,但马匹等全由自己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制度,属派工无偿服役的一种。
    在新疆的锡伯族,每年还要被派到察布查尔大渠疏浚渠道,疏浚渠道不是按占有地亩多少去抽派劳力,而是按人口抽派劳力。原规定:十八岁到四十一岁壮丁,每三年轮到一次,到后来改为每年轮一次。所以,占地多的官吏和富有人家支出的劳力少,而没有土地或有少量土地的人也负担无偿劳役,十分不合理。
    沿松花江流域居住的锡伯族特有一项经济负担——支鳇鱼差。它是被从北京王公府里遣送回来住伯都讷、前郭尔罗斯锡伯屯等地的锡伯人的差务,不是各地锡伯族的普遍差务,有一定的地区性和专业性。从京师遣回的王公府包衣,每年冬季向清朝皇帝和王公进贡鳇鱼, [171]因而皇帝赐给他们晾网地作为生活费用。支鳇鱼差的锡伯人,受清官总管内务府直接管辖,享有种地不纳粮,养儿不当兵的特权。
    管理捕捞鳇鱼人的人,称为务户里达”(即总管)。务户里达不仅在经济上有势力,而在政治上也有权利:不仅管理给皇帝送鳇鱼的事,而且还管理全屯大小诸事。务户里达不参加劳动,靠剥削为生,拥有质量好、数量多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并雇用长:工、短工为他生产,也有出租土地、靠地租为生活
 的。据说务户里达有五、六百垧土地,十多辆大车,数百头牛马,羊只也不少,常雇用十多个佃户。
    鳇鱼虽是松花江的一种特产,但产量不多,很难捕到,因而价格昂贵,沿江边居住在锡伯屯、达户屯、双屯子等村屯子里的锡伯人,每年为捕捉和购买鳇鱼日夜劳动着,鳇鱼差费不是按财产的多寡,而是按人口摊派。凡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工都有支鳇鱼差的义务,不论贫富每人均摊。
    蝗鱼差直到光绪二十六年,才因交通不便而停止。
    总之,锡泊族虽然较早地从事农业经济,但由于人口较少,分散各地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共处,又受到八旗制度的束缚,所以发展缓慢。但解放前夕,在锡伯族聚居区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三、手工业、商业、畜牧业
    手工业、商业、畜牧业是辅助经济。
    锡伯族的手工业主要分为:木工、铁匠、泥瓦匠、编制、银匠等业。
    木匠主要制作日用器具和农业工具以及建筑工程中的木工器具。锡伯族的木工业多受汉、满等民族的影响,如西迁之后,各牛录所修建的房屋、庙宇等,都和东北的房屋相仿,门框、窗、屏风都有精雕细琢的图案,箱柜等都刻有各种禽兽、花卉图案,其中以刻牡丹、莲花较多;禽兽中以刻仙鹤、凤凰、麒瞵为多。各牛录修建的关帝庙、娘娘庙、痘神庙都与汉族的庙宇相仿。 
    铁匠业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原料靠外族输入,一般铁制工具等,不出牛录就可以制好。如一般加工锄头、镰刀、铁铣、斧子、菜刀、钉、铁轮车、铁马掌等工艺都由本族铁匠来作。
    银匠业也少量存在,在早期的生活中,银制器皿和首饰答很受锡伯族女]女的欢喜,所以,本族里有银匠专门制作银制首饰。如耳环、手镯、各种首饰等,但不是十分普遍,主要还是依靠汉族银匠制作。
    编制也是锡伯族人民的一项生产活动,农业、渔业等生产所需要的柳条耙、筐箕、圈鱼用的;柳条圈笼、迷魂筐等,那是锡伯族农民自己编制的。
    缝制是锡伯族妇女擅长的技艺,锡伯族的妇女缝制一家人的冬夏服装,更擅长绣花,小孩的衣服、妇女的鞋袜上都精心地绣有各种图案。
    商业在锡伯族的经济生活巾是不发达的一项。锡伯族商人很少,各项生产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所以,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在家庭内部就能解决,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交换就不发达。过去重要产品的交换,主要依赖附近汉族城镇和外地贸易商队,清政府也与锡伯族进行贸易。康熙初,清政府几乎历年
来锡伯族地区经商,贸易物多为布匹,布匹是锡伯族的生活必需品。自康熙四年至七年的四年中,仅毛青布一项,就逐年有所增加,由七百匹、八百匹直至一千二百匹。其他日用百货亦依赖汉族的流动货郎前来村屯经商,锡伯族基本上不经营商业。早期的交换是以物易物;用土特产换取布匹、针线、茶叶等。
    畜牧业在锡伯族的经济生活中也占重要的地位,它为锡伯族的狩猎和农业生产提供脚力和耕畜。锡伯族从很早就有了牧放、饲养牲畜习惯,后来进入农业生产阶段后,畜牧业就成为重要的副业生产,所养牲畜,以马牛为多,羊只较少。尤其西迁到伊犁之后,因环境和守卫卡伦、换防台站的需要,牛马的牧养更显得重要了。所以,一部分锡伯族在兴修水利、垦荒造田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畜牧业。当时,除兵民个人家养少量牲畜之外,每个牛录都设有官牧场和孳生畜群(这部分牲畜属公有),总管档房亦设本营孳生畜牧场,大力发展畜牧业。
    养猪是锡伯族古老的传统,是妇女的家务之一。养猪除自家在年节之际宰杀食肉之外,也当商品作交易,用自己喂养的猪去换取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商品。西迁伊犁的锡伯族把在东北老家养猪的习惯带到西北边疆,早期饲养的猪是黑色品种,个头不大。同治年间,黑猪绝种,后来从苏联引进乌克兰白种猪,进一步发展了养猪事业。
    综上所述,锡伯族早期以渔猎经济为主,以后逐渐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畜牧业为辅,商业不发达。锡伯族的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岛田好:《锡伯卦尔察部族考》,一九四一年《满洲学报》第六页。
[] 赵展:《锡伯族源考》,原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O年第三期。
[]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一汉魏北徼诸同传,第三页。
[] 《亚洲学报》九三四年。
[]九部之战指一五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女真,叶赫部召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卦尔察,朱舍里、纳殷九部,联兵三万,抵制建州女真努尔哈亦领导的统一战争。
[] 《清太祖实录》卷三,第四页。
[]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第一页。
[] 《满洲源流考》。
[] 杨宾:《柳边记略》卷一,第十五——十六页。
[]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第十四——十五页。
[11]《锡伯族吴扎拉氏谱书》满文手抄本。
[1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六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13]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十一氏族,第三页。
[14] 《侍卫琐言补》第六——七页。
[15] 《凤城县志·人物志》第三十七页氏族
[16] 《辽阳县志》第二十四卷《人类志》。
[17] 《锡伯族吴扎拉氏谱书》满文手抄本。
[18]《太平寺碑文记》。
[19] 赵志强、吴元丰《锡伯族南迁概述》,原载《历史档案》一九八年第四期。
[20] 内务府乾隆四十九年《上驷院行文档》。
[21] 内务府乾隆四十九年《上驷院行文档》。
[22]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上谕档》。
[23] 《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满文手抄本。
[24]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
[25]  赵展:《锡伯族源考》,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三期
[26] 《北史·室韦传》卷九十四,第三一二九页,中华书局版。
[27] 《魏书》卷一百,第二二二一页,中华书局版。
[2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第五三五七页,中华书局版。
[29]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第六一七六页,中华书局脏。
[30]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叙,第页。
[31] 李文田《元秘史注》卷十二,第四五一页。
[32]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十一氏族,第?页
[33]  肖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原载《人文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34] 《魏书》卷一百零八之一,第二七三八页,中华书局版
[35] 《魏书》卷一百,第二二二四页,中华书局版
[36]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原载《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37]  《清太祖实录》卷二,第十三——十六页
[38] 《东三省舆地图说》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39]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第?页。
[40] 《满州源流考》卷十三疆域
[41] 《哈斯胡里氏谱书·序文》,原载《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
[42] 《辽海丛书》东北边部落考
[43]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一百七十六页。
[44]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原载《考古》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45] 《史记·匈奴传》卷110
[46] 《汉书·匈奴传》卷94上。
[47]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48] 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匈奴列传》。
[49]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50]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87一一8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1]  参阅《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辽宁锦县乌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52]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一编,第3页。
[53]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四编,宁城县南山根出土铜器
[54]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55] 《黑龙江原始文化初论》。
[56] 《史记·匈奴列传》。
[57] 《史记·匈奴列传》。
[58] 《史记·匈奴列传》。
[59]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60] 《三国志·魏书》。
[61] 《后汉书·乌桓传》。
[62] 《史记·匈奴列传》。
[63]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64] 《汉书·匈奴传》()
[65] 《后汉书·光武帝纪》。
[66]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67]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68]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69]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
[70]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裴松之注。
[71] 《史记·匈奴列传》注引服虔语。
[72] 《翰苑集》注所引。
[73]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74]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3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5]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76]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77]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
[78]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79]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
[80]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81] 《魏书·乌洛侯国传》。
[82]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83]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4] 《魏书·帝纪·礼志》
[85] 《魏书·帝纪·礼志》
[86]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87]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88] 《魏书·刑罚志》。
[89]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90]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
[91]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92]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93] 《史记·匈奴列传》。
[94]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95]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96]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97] 《隋书·室韦传》。
[98] 《册府元龟》。
[99] 《册府元龟》卷976
[100] 《新唐书·高丽传》。
[101] 《新唐书·高丽传》。
[102] 《新唐书·高丽传》。
[103] 《隋书·室韦传》。
[104] 《旧唐书·室韦传》。
[105] 《新唐书·室韦传》。
[106] 《辽史·营卫志下》。
[107] 《辽史·太祖纪上》。
[108] 《辽史.太祖纪下》。
[109] 《旧五代史·契丹传》。
[110] 白鸟库吉:《室韦考》(),日本《史学杂志》第307篇,19197月。
[111] 赵展:《锡伯族源考》,《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肖夫执笔《锡伯族简史》第10一一1l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112] 冯继钦:《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一期。
[113] 孙秀仁:《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114] 当小孩哭闹时,大人就会吓唬他们说:莫哭!阿保机来了!(umesoggore angujijihc!)
[115] 参见《辽史·太宗下》。
[116] 《辽史·圣宗二》、《辽史·圣宗三》。
[117] 《辽史·天祚皇帝二》。
[118] 《辽史·道宗纪》。
[119] 冯继钦:《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120] 《金史·太祖本纪》。
[121] 《金史·婆卢火传》。
[122] 《三国志·魏志·挹娄传》。
[123] 孙秀仁:《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124] 冯继钦:爱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125]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
[126] 《辽史拾遗》,引《燕北杂记》。
[127] 《辽史·太祖纪》。
[128] 《宋会要辑稿·蕃夷》。
[129] 《契丹国志·兴宗纪》。
[130] 《栾城集》卷41
[131] 《居寺碑汇》,引自《辽文汇》。
[132] 《契丹国志·圣宗记》。
[133] 《契丹国志》本传。
[134] 《契丹国志·兴宗纪》。
[135] 《金史》卷二十八《礼志》。
[136] 《金史》卷三十五《礼志》。
[13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3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39] 《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
[140]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14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4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43] 以下家谱资料见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的《沈阳锡伯族志》第59——7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14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
[145] 《元史·兵志》。
[146]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2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7] 《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寅。
[148]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北元基本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部,兀良哈处在嫩江流域。
[149] 《明实录》永乐六年正月壬申条。
[150] 李健才:《明代东北》第138一一13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部族,除锡伯和蒙古外,别的暂难定论。
[151] 《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夏四月丙子。
[152] 《明世宗实录》卷1 46,嘉靖十二年正月戊辰。
[153] 李健才:《明代东北》第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4]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04一一20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5] 博明:《西斋偶得》。
[156]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34一一4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7]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
[158]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第18页。
[159] 锡伯族有腾格里布尔堪一词,有天之意。
[160] 《草木子》卷3下。
[161] 《元史》卷77,页1924
[162]嘎善发尔噶锡伯语村落的意思,可引申为农村公社。
[163]  “图克色里氏汉译为佟姓,现住沈阳南郊诺木珲地方。其宗谱中制定有家规若干条,可以说明锡伯族氏族组织的一斑。原文见《锡伯族文化论文集》。
[164] 《清太祖实录》卷二
[165] 《清太祖实录》卷二
[166] 《清太祖实录》卷二
 
[167] 《吉林通志》卷九十三。 《太平寺碑文记》。
[168] 《清仁宗实录》卷一三八,第十——十一页。
[169] 引自《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
[170]岳喜制岳喜锡伯语合作耕种的意思,岳喜制是西迁伊犁驻防的锡伯官兵合作耕种山地的生产形式。
[171]  鳇鱼:据《盛京通志》记载,就是坛鱼,又称阿八尔鱼、阿金鱼.
 
新疆政府网 察县广播电视网 箭乡党建 察布查尔县公众信息网 魅力新疆-锡伯族 走进锡伯 锡伯族微群 盛京锡伯人 兴隆台锡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