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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通志·民族志》第二编;世居民族
 
第七章:锡伯族
佟克力
 
第一节        历史沿革
 
 “锡伯”为本民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称sibe。在历史上,汉文史籍中,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写法。西汉末年称“须卜”,东汉以后开始称“鲜卑”、“西俾”、“犀纰”、“私比”、“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称“室韦”、“失韦”、“失围”;元明时期称“失必”、“失必尔”;明清以后称“实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席北”、“席伯”、“锡北”、“锡卜”、“锡窝”、“锡伯”等,皆为siwe之同音异写。“锡伯”之称,多见于清代文献。自辛亥革命以后“锡伯”之称基本定型。
锡伯族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拓跋鲜卑早在东汉以前便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善洞”为中心的地带。他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48年,匈奴第二次分裂后,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迁到呼伦贝尔地区,此后又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而另一部分则以“室韦”为称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尔河等河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锡伯族祖先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丽势力向东北扩张时,部分锡伯族先祖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所率唐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为东北的统一作出了贡献。至辽代,锡伯族祖先处在契丹统治之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辽亡金兴,锡伯族先祖又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多数人仍在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元代,锡伯族开始被蒙古族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族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族仍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福余卫的统辖之下。
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锡伯族出兵随科尔沁、叶赫、哈达、乌拉、卦尔察等组成九部联军(3万人马),在古勒山攻打努尔哈赤而兵败。此战前后,就有一部分锡伯部落的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带着本部落民众归属了满洲,加入了满洲籍。1636—1648年(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进献,从此,锡伯族基本上摆脱了科尔沁蒙古的直接控制,归属了满洲,并被编入满洲八旗兵内,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清军入关后,驻守盛京地区的大部分清兵被征调到国内各重镇要隘。为了加强盛京地区的防务,1699—1702年(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清政府从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吉林等地调遣锡伯族官兵到盛京、京师、山东德州驻防。盛京将军将所调遣至盛京的锡伯官兵,分散到其所属的盛京、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十几处,驻守要隘台站。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四千余名迁移到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屯垦戍边。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奉命调遣的锡伯官兵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抵达乌哈里克城(今伊犁霍城县境),在此休整半年。锡伯军民原编为十个扎兰(队),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将十个扎兰缩编为六个牛录。伊犁将军根据锡伯族军民的生活和生产特点,决定将他们安排到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地区屯垦戍边。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伊犁将军命锡伯族军民向伊犁河南岸迁徙。他们迁到察布查尔地区后,根据实际人口(到伊犁后经查,跟随而来的和途中降生者700余人),伊犁将军增设两个牛录,“以为八旗”。经朱批允准,在原有佐领、骁骑校各六员的基础上,增设佐领二员、空蓝翎4员,将原有1000余名官兵分设八旗,每旗为一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1员、骁骑校1员、空蓝翎 2员、领催4员、披甲121员不等。八旗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并奉旨颁发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八旗旗纛:一牛录为镶黄旗,二牛录为正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四牛录为正红旗,五牛录为镶白旗,六牛录为镶红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八牛录为镶蓝旗。其中一、三、五、七牛录为左翼四旗,二、四、六、八牛录为右翼四旗。至此,伊犁锡伯营基本组建。按清制,锡伯营领队大臣由满族官员担任,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锡伯营的组织结构是逐步得以完善的。1814年(嘉庆十九年)将满营空蓝翎二缺移至锡伯营。1829年(道光九年)又增设防御2员,添设前锋校四员、前锋36员,至此,锡伯营设有领队大臣1员,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防御4员,骁骑校8员,前锋4员,委官8员,空蓝翎6员,空金顶64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员,前锋36员,披甲1300名左右。
清代的伊犁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伊犁将军坐镇伊犁,管辖天山南北。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驻防伊犁地区,主要任务是戍边、防守台站、驻守卡伦,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的有18处,如固尔班托海卡伦、安达拉卡伦、沙巴拉托海卡伦、托里卡伦、马哈沁布拉克卡伦、春稽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额木察罕乌苏卡伦、霍依图察罕乌苏卡伦、塔木哈卡伦、察罕托海卡伦、托赉图卡伦、沙喇托罗海卡伦、厄楞莫多卡伦、头勒克卡伦、察林河口卡伦、塔木哈色沁卡伦、大桥卡伦和达尔达木图卡伦。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族军民迁驻察布查尔地区后,除了尽防守卡伦、守卫台站等神圣职责外,还用勤劳的双手创建家园,使察布查尔地区的贫瘠面貌改观,变为美丽的沃土。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以后,在准噶尔部遗留的旧渠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绰霍尔河的水垦荒造田自耕自食,两年内共垦种1万亩耕地,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但安定适宜的环境使人口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无法再扩展,南岸地势又高,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在此情况下,解决耕地和粮食迫在眉睫。在这攸关锡伯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军民的意愿,力排来自上下级非议,决定在绰霍尔河南面开一条新渠,并确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向西引灌,扩大耕地面积。1802年(嘉庆七年)农历10月,在全体锡伯族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大渠正式动工。各牛录抽400多个劳动力,编成两个大队日夜奋战。总管图伯特不顾同僚的种种责难,亲临工地测地背土,指挥监督。依靠军民的力量,经6年多时间艰苦奋战,终于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竣工。该渠东西长200余里,渠深1丈,宽1丈2尺,当时称为“锡伯渠”或“锡伯新渠”(与旧有的“绰霍尔渠”相对而言),后来命名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察布查尔渠是较早引伊犁河水灌田的大渠之一。
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成功,对清代新疆水利史和屯垦史上是一件大事。其开挖经过、流经灌区等详尽情况载入了徐松的《西域水道记》。
察布查尔大渠一经凿通,滔滔不绝的伊犁河水源源流进察布查尔亘古荒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锡伯营各牛录新居周围很快垦出78600多亩荒地,从此,锡伯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新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族人民对倡导开挖者图伯特非常感激,因此,图伯特在世时,军民便倡议在渠首修建了图公生祠,图伯特谢世后,各牛录军民春秋两季在此举行祭祀活动。
锡伯营自己动手凿渠引水,开荒造田,发展生产,率先自耕自食的行动,给伊犁其他营军民做出了典范,也受到了清政府高度重视。
锡伯族军民防守察布查尔地区以外,还为索伦营输送官兵,解决了索伦营人员的严重不足。今居住在霍城县和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居民,即为调拨至索伦营官兵的后裔。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清廷根据伊犁防务情况,从东北抽调索伦(鄂温克)、达呼尔(达斡尔)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戍边。索伦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河两岸之策济、齐齐罕、萨玛尔、图尔根、奎屯、博罗呼济尔、霍尔果斯、富色克等地驻防,并组成索伦营。索伦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为索伦(鄂温克族),因驻地在霍尔果斯河以西又称西四旗,右翼四旗为达斡尔族,在霍尔果斯河以东驻戍,故称东四旗。索伦营除牧耕边土之外,还肩负着维护内部安定和守卫边界的任务,除守卫本地区所属卡伦之外,也承担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的任务。
索伦营一踏上伊犁地区便遭到瘟疫肆虐,耕种地亩遭蝗灾,再加频繁的差役,生活非常拮据,人口增长特别缓慢,遇有挑选披甲时不得不降格以求,只得从身材稍大者内挑取。1775年(乾隆四十年)伊犁将军曾提议从别的营内调补闲散余丁,因习俗不同,未能落实。到1796年(嘉庆元年),索伦营又流行天花病,军民死亡很多,使本来就元气大伤的索伦营更是雪上加霜,竟有绝裔者,索伦营兵源枯竭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清廷根据锡伯营人口增长颇佳,且索伦锡伯具系东三省之人,习俗尚近等情况,1798年(嘉庆三年)决定,从锡伯营挑选18—23岁之间的闲散、西丹160户,共计658人,调补索伦营。
19世纪20年代的张格尔之乱和1830年(道光50年)的玉素甫之乱时,清政府也曾几次调派数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官兵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这对索伦营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补充官兵缺额时,再次出现了兵源枯竭的现象。伊犁将军再次奏请从锡伯营调兵丁补充索伦营的缺额。获准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从锡伯营调拨100户,共计621员补充到索伦营。两次由锡伯营补充兵丁共260户,1279人。锡伯官兵两次补充后,使索伦营的民族构成大大改变,锡伯族已占多数,随之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锡伯族官兵与索伦营之达斡尔、鄂温克族共同履行保卫边疆的职责。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蜂拥而上,互相争夺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沙俄尤为贪婪。他们频频武装入侵索伦等营所驻防的我国领土。沙俄在武力进行威胁的同时,还用其他种种手段,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订立割地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迫使清政府将巴勒喀什地(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之东北至西南数十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迫割让俄国。这样索伦营耕种游牧之地部分被割占。接着,沙俄根据条约中“人随地归”的原则,对索伦营军民百般威胁利诱,让其臣服沙俄,但具有高度爱国之心的索伦营军民并不理睬沙俄当局,而是强烈要求归还他们世代牧耕之地。在沙俄的威胁利诱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索伦营的部分达斡尔、锡伯、鄂温克军民已到进退维谷的地步。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等相互勾结,纷纷混入起义队伍,摇身一变,由清朝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变成起义的领导者。接着改变起义方向,开始推行民族仇杀和宗教异端政策。1866年下半年,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竟以整个民族为敌,开始进攻集中在拱宸城的索伦营军民,到11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溃退。部分索伦营军民在失去牧耕之地而又遭内乱打击的情况下,弃城突围后分数批与别的民族向西退进俄境,出走者约4000人。他们在俄国被视作奴仆,沙俄官兵强迫他们为其耕种、牧放、开垦荒地,收获物被勒索净尽,生活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他们返回祖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多次向沙俄当局要求“情愿速回我处”,但遭到拒绝。
索伦营军民出走后,清政府在试图派人携资前去救济的同时,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沙俄当局归还我边民。起初,沙俄当局用种种手法故意刁难清朝交涉人员,并且对索伦等营军民加紧威胁利诱,使其臣服自己。1868年(同治七年)上半年,在清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同意归还这部分军民。两年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营军民于1868年底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
索伦等营军民返回祖国之后,清政府暂时将他们安置在原塔尔巴哈台城以西20公里的苇塘子地区。这时,从阿尔泰布尔根河一带也撤回了数百名官兵。他们是1866年(同治五年)塔尔巴哈台城被内乱毁掉后撤走的原驻防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官兵。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自俄境回归的索伦营官兵和自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他们一方面耕种地亩,投入兴建塔城新城的劳动;另一方面开始了巡边查界,监督游牧等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恢复伊犁八旗营制。次年决定将留驻塔城地区的索伦营官兵,以131员(包括锡伯族、达斡尔、鄂温克族)留驻塔城,作为换防官兵,其余撤回伊犁。撤回伊犁的索伦营官兵,原耕牧、驻防在策济、萨玛尔等地的索伦营左翼四旗军民迁回到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他们首先在水磨沟(加尔苏溪)与紫泥河之间动工筑城。随后,清政府恢复了伊犁索伦营。这时的索伦营主要以锡伯族为主。今天伊犁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达斡尔族居民即为他们的后裔。
留驻塔城的索伦营官兵,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塔城新城竣工后移驻新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设新满营,称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在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军民占一定数目,其中两旗为锡伯族,六旗以达斡尔族为主。1911年随着八旗制的废除,塔城城内的锡伯族纷纷弃甲务农,到喀拉哈巴克一带占荒开垦,用自己开凿的阿布都渠的水,发展农业生产。现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居民即为他们的后代。
伊犁满营与伊犁其他四营一样,主要肩负着戍守伊犁的任务。他们在平定准噶尔等几次内乱中,同伊犁四营一起都付出了很大牺牲,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到清后期,由于新疆多数满族官吏与地方封建主、牧主及宗教上层等,对各族广大农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牧民纷纷起来反抗,终于酿成了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在1864年的农民起义中,伊犁满营首当其冲,成为起义农牧民首先攻击的对象。因为起义后期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纷纷篡夺起义领导权,使起义失去了原来正确的方向,掌握领导权及混入起义队伍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推行民族仇杀和宗教异端政策,以整个民族为敌,使伊犁满营军民损失一半以上。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侵占伊犁以后,又将清朝在伊犁的统治机构尽行废除,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幸免于难的满营军民又纷纷逃出伊犁,使伊犁满营军民几乎丧失殆尽。
1882年(光绪八年),清政府收复伊犁,伊犁将军金顺进驻新筑惠远城,接着恢复八旗驻防制度。光绪九年,金顺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补充伊犁惠远城,组成伊犁新满营。
伊犁新满营的任务,主要保卫伊犁清政府机构,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到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屯垦收获甚微,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缺,军费无望,因此,纷纷派出官兵到巩留等地屯田,以解决八旗官兵供需。具有长期屯田经验的锡伯族又开始了在伊犁其他地区择地垦荒的历史。
巩留,清代称特古斯塔柳,位于伊犁河三大支流交汇之处,多山地、河沼,土地肥沃,清乾隆朝后成为其屯垦基地之一,1864年以前有屯户近两千。
伊犁新满营组建十余年后,军饷日益拮据,伊犁将军长庚遂决定在伊犁地区大裁兵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新满营裁兵额240名。当时任锡伯营总管的色普希贤,向伊犁将军长庚提出了向特古斯塔柳派兵屯田,以解决军粮的建议,当即得到长庚的允准。当年色普希贤自锡伯营选派富有屯田经验的40名青壮年官兵,携带农具、籽种、马牛开赴特古斯塔柳。次年伊犁将军得悉特古斯塔柳有广阔的屯垦发展前景,便令锡伯营挑选官兵250名,派往特古斯塔柳屯田。他们在前40名官兵开垦的基础上加以扩垦。他们首先抓水利建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春,在龙口先修了龙王庙后,挖渠引水,经7年的艰苦劳动,挖成了50多公里长的引水渠,随即沿大渠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将大渠命名为锡伯渠。这一名称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将自己收获的粮食通过木筏顺河流源源送到伊犁新满营,连同木筏充公,大大缓解了新满营军需紧张的局面。伊犁将军看到特古斯塔柳屯田著有成效,于1903年将1895年裁减的新满营240名锡伯官兵谕令“规复”,编为练军两旗,携眷派往特古斯塔柳驻屯。光绪三十年(1904)将特古斯塔柳官屯改为私屯,作为新满营世守之业。
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有许多新满营官兵解甲归田,纷纷到这里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他们的后裔。
1882年新疆建省,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管辖全疆事务,仅管伊塔道边防务。锡伯营沿袭旗营制,属伊犁将军直辖。
1912年伊犁爆发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原来的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营吸收入民军,在杨缵绪亲自领导下,开赴乌苏、精河一带,阻击前来镇压起义的袁大化军队。锡伯营派出的子弟中就有一百余人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当革命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伊犁、塔城等地的锡伯族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纷纷参加了新建的三区民族军。察布查尔(原锡伯营)有150名锡伯族青壮年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锡伯族独立骑兵连”;塔城和霍城伊车嘎善乡的锡伯族各组成一个排。这支队伍仅仅经过四五个月的训练,就投入了战斗。1945年5月,在有名的永集湖、八家户、精河三大战役中,“锡伯族独立骑兵连”配合兄弟部队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并且乘胜追击,直抵玛纳斯河。由于这次战斗是决定三区革命成败的重大战役,国民党使用了几倍于民族军的兵力,决心直捣伊犁大本营。而锡伯族独立骑兵连,誓死坚守阵地,并坚持到援军到达,因而荣获了“英雄连”的称号,有34名锡伯族青年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三区革命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鼓舞了全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牵制了在新疆的近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准备了条件。1949年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锡伯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开始了新的生活。1953年11月将霍城县锡伯族聚居区作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建立了“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954年3月,废除了“宁西”旧称,以锡伯族人民喜爱的“察布查尔”渠名命名锡伯族自治县,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成立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锡伯族总人口近18.88万,新疆锡伯族人口34566,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人口18938(各地区分布见附表)。
第二节      物质生活
一、农业生产
锡伯族是个农业民族,兼营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副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兼营多种经济。
锡伯族进行农业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清代锡伯族居住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历代统治阶级为解决军供,都曾在这里屯田。锡伯族所生产的“席北米”(锡伯米)更是负有盛名。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驻兵后,经常派人前往农业较发达的锡伯族地区采购军粮。由于锡伯族农业经济较发达,清政府以此为范例,令巴尔呼等不谙农耕的民族向他们学习耕耘,以自耕自食。锡伯族军民迁居察布查尔地区后便投入兴修水利、垦荒造田、重建家园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其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锡伯营成为伊犁地区四营中较富裕的旗营,伊犁将军松筠曾号召其他旗营仿效锡伯营饲养牲畜屯田自给。锡伯族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高粱、玉米、水稻、糜子、谷子、豌豆、蚕豆、黄豆、油菜、胡麻、向日蔡、烟草等。新中国成立前,主要采用轮耕歇种的办法来保持土壤的肥力,即一块地开垦后种二三年后就丢弃歇耕,另辟新地;在先进的农业机械没有传入伊犁地区之前,播种采用手漫撒的方法,包括需要中耕的高粱、玉米、向日葵等作物在内,都是先撒种子后犁地,最后踏耙。这种耕作方法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新疆锡伯族耕种的土地根据水源分为山地和察地(灌溉察布查尔大渠之水)。山地在乌孙山阶地,用雪山水灌溉。察地离村落较近,靠察布查尔大渠两岸,用察布查尔大渠水灌溉。
解放前,耕种山地主要实行“岳喜制”(伙种制)。山地离村屯较远,不宜个人经营。山地由旗下档房管理。“岳喜制”形式为:每年春耕生产之前,按自己的能力和耕畜、种籽、劳力等情况,向旗下档房提出申请。一份地为撒三斛(斛为锡伯族的计量器具,一斛计80斤)种子的面积。“岳喜制”规定:耕种一份地,要出三斛种子(240斤)、两头耕牛或两匹马、一副犁、一个劳动力。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申请份地。这种形式叫作“贴名”,把自己的姓名和要种多少份地的要求贴上去,由各旗下档房统一登记。凡申请耕种山地者自愿结成“岳喜”,一般6-7人为一岳喜,旗下档房根据结成的“岳喜”来分配地亩。每一“岳喜”推选出“窝木巴西”(负责者)一个,有时由旗下档房指定。“窝木巴西”不出耕畜、籽种和工具等生产资料,只出劳力,其职责是指挥一年的生产劳动。“岳喜”是个临时的生产单位。组成“岳喜”的人们把个人摊派出的耕畜、农具等都看作公共财物,共同爱护、共同使用。每一“岳喜”对爱护耕畜、农具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受到严厉的处罚。大家在这一临时生产单位“岳喜”中劳动一年,至年底无论劳动力强弱、生产技术高底,平均分配收获物。收获之后,“岳喜”也就自动散伙,到第二年春耕前再组成新的“岳喜”。锡伯族的农具主要有犁、铁铣、锄头、镰刀、耙等。1933年伊犁与苏联通商后,1936年锡伯族开明人士佟荣昌先生购进拖拉机、马拉割麦机、播种机、割草机等。这些先进的农业机械,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前后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或互助组、人民公社进行科学种田,大队、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设有机耕队、机耕站。农业生产达到半机械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农业机械普遍在锡伯族农家落户,已实现了半机械化,锡伯族中出现了以经营农业机械为主的专业户。
二、畜牧业、副业生产
畜牧业。锡伯族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经济只是作为一种铺助形式而存在。
锡伯族迁驻察布查尔地区,清政府在锡伯营设立了官牧场,主要牧放马、牛。清政府将锡伯族西迁时所借马匹作为官畜,让其牧放取孳。但是经过三年牧放,由于早弃豢养放牧之道,加之驻守卡伦,差役频繁,导致管理不佳,出现了牲畜“陆续倒毙”的现象。鉴于此情,将锡伯营牧放马匹抽出,交额鲁特等牧放孳生。
锡伯族牧放官牛的时间较长。清代官牧场规定,所牧放牛只若有倒毙,就按一定折价进行赔偿,并且每四年进行一次普查,按比例“取孳”转入牧场基数。到嘉庆初年将锡伯族牧放的牛只全行 “撤出”交额鲁特、察哈尔营牧放,照例取孳。虽然将官牧场的马、牛全都撤出,锡伯族军民的役马坐骑、耕畜及食肉的羊只均自行饲养,自给自足。1936年,开明人士佟荣昌先生苏联购进优良种马、奶牛、细毛羊及苏联大白猪。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自给自足的畜牧业经济,仍为锡伯族经济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及运输主要靠畜力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因而锡伯族的畜牧业也发生了变化。马很少饲养,马匹的数目逐年减少。主要饲养牛和羊以便解决食肉、饮牛奶之需。许多锡伯族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进行养牛业,养牛成为广大锡伯族农民的致富的途径。养牛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出现了许多养牛专业户。察布查尔县的各级政府对改良土牛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外地引进许多优良品种。同时许多农民还饲养马鹿,鹿茸成为察布查尔县的主要创收产品之一,1996年把察布查尔县设为马鹿养殖基地。
渔猎业。锡伯族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山脉的民族之一,它曾经在此生活和延续,主要从事狩猎经济。他们自大兴安岭迁出,移居嫩江流域后,虽然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但是由于战争等人为影响,其农业经济不太稳定,狩猎仍作为辅助经济长期存在。清初一部分锡伯族直接隶属于总管内务府,专门负责为皇室采捕珍珠、松子、貂皮、人参、蜂蜜、鳇鱼等贡品,故也称之为“布特哈”,故有些志书把锡伯族称之为“打牲部落”。锡伯族居住的嫩江流域鱼类丰富,因此捕鱼也很内行。
每年初春冰融河开时,在伊犁是捕鱼的好季节,人们纷纷到伊犁河边筑滩,搭窝棚,进行渔业生产。过去,在撒网之前,要举行隆重的祭网仪式:滩主宰一头肥猪,将猪头煮熟后,供在柳枝搭起的祭架上,同时烧香磕头,祈求河神(渔神)渔猎丰收,并且把网浸泡在猪血里。捕获的第一条鱼不能食用,而是供在祭架上,让渔神“享用”。捕鱼方式有垂钓、撒网等。渔业生产,至今仍为其经济生活之一。
狩猎业仍为辅助产业而存在。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锡伯族军民耕种的地亩遭蝗灾,所种粮食颗粒无收,清政府令他们以“狩猎济食”。察布查尔的自然环境,靠近伊犁河的一带是灌木丛和芦苇荡,长年积水,冬天结冰,有很多野猪、野兔、野鸡等出没,是狩猎的很好场所;西部和哈萨克斯坦接壤,是自生自灭的草场,也有很多野兽;南部有古松茂密的乌孙山,山上有鹿、山羊、獐子、狐狸、兔子、野鸡等,也是狩猎的绝好场所。上述自然环境,为自古喜爱狩猎的锡伯族人民提供了继续发挥其特长的条件。每年冬天下雪后,猎人们带狗擎鹰,三五成群地到上述地区狩猎。
锡伯族狩猎用具有如下几种:
长矛。铁制,矛头不很尖,矛把有3米多长。
大头棒。是锡伯人特有的猎具。做大头棒的料选质地硬的木头,制作时连根刨出,留根基疙瘩作为击猎物的部分。大头棒主要用于徒步狩猎。
铁丝环和插网(栏网)。此猎具要安设在兔子出没的小径正中,当兔子受惊沿着小径奔跑时就会套进铁丝环和栏网里。
陷阱。一般要挖在野兽经常出没的路上,深两米以上,里大口小,使其陷入不易爬出,口上放柳条、麦草并盖上一层薄土,当野猪受惊急奔时会掉进坑里。
猎狗和猎鹰。它们是猎人最得力的助手。锡伯族饲养猎鹰,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行围时,曾去锡伯族居住的村屯选他们饲养的猎鹰。训练鹰需要丰富的驯养知识,平时不能让它饿着肚子,更不能太饱,太饱了会弃主,肚子经常饿着性子会变得暴烈。在出猎前夕,也不能让鹰吃得太饱,并让它见肉、血,以激其性。猎鹰上都系小铜铃,行猎时,主人借此知其所在。训练猎狗时,不能光让它跑得快,更重要的是让它嘴重,咬住东西不放,并能很快找到主人。
鸟枪。也是猎具之一。
在猎场上,大家互相配合,一旦猎物出现,大家便一起追赶,谁的马快,谁的猎狗凶猛,谁便得到猎物,其他人从不相抢,也没有丝毫怨言。但对大猎物,不能一人独享,按传统习惯,凡是在场的人,或是听到了喊声或枪声的人,都可以分得一份。分配猎物时由在场的长者主持,打第一枪或插首矛的人分得野兽的头部。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猎具及狩猎方法都有了很大变化。演变为用猎枪和猎狗。其他猎具几乎绝迹,更没有人饲养猎鹰。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意识的增强,猎物的范围只局限于野兔、野猪等非保护动物,狩猎活动日益趋向一种娱乐活动。
三、居住环境与村落布局
锡伯族跨入农业民族较早,居住地多选择平地,且有丰富的水源,还能泄洪的地带做为村寨地址。村寨基本上沿袭了清朝时期伊犁锡伯营八旗的村寨形式,八旗由八个牛录组成。八个牛录即八个嘎善(嘎善:锡伯语村庄、故乡),一个嘎善(牛录)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作战单位。牛录规模基本相等,新中国成立以前,每个牛录住有二三百户不等,各个牛录周围有许多空闲地,没有人耕种。过去为了防止外敌的入侵,每个牛录都围以高大的城墙,墙高近5—6米,宽4米左右,墙上面人可以来回巡逻。墙上有女儿墙,上有垛口,可以架设武器射击防敌。墙上每隔一程有一隐蔽堡,墙外的掘土坑没有填平,起着护城壕的作用,城墙一般长4—6里不等。过去,按规制,在牛录墙外附近不可种树栽木,以免成为敌人的隐蔽物。在墙内近前也不准挖渠引水,不准挖墙土,人人有保护城墙的义务(过去在民间有挖墙土者雷轰电劈、遭报应的咒语)。如果谁破坏了城墙,谁就要受旗下档房的严厉惩处和牛录群众的痛斥。每一个牛录有四个大门,夜闭昼开,日夜有专人看管。看管者一般为老人。每个大门上都祭有门神(大门神)。牛录的街道,基本上是东西南北呈网状。其中呈南北走向的街道相隔的距离较宽,在一个牛录里有三四条不等。而呈东西走向的街道相隔的距离较近,一个牛录有十余条。每个牛录都有两条十字大街。其他街巷都和它相通。街道有的较宽直,有的较窄曲,但都能通过大车(马车)。街道两旁都植有杨树、榆树和柳树,各家各管自己的范围。锡伯族有个良好的传统习惯,选地盖房前先种植树木,因此,凡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树木成林,郁郁葱葱,使人心旷神怡。民间有句谚语说:“来水前打坝口,盖房前先栽树。”在民间,评价一个农夫的勤懒,往往以种树的多少作为标准。
锡伯族爱整洁。过去牛录的每条街道要定期进行打扫,街道上不准让牲畜家禽乱窜。农家肥必须堆在隐蔽之处,一年的肥料,春季必须清除掉。饮马者不可把马牵到水渠边上去饮,须用水桶接水,离渠几十米处去饮。如果谁家的猪跑到河里去拉屎撒尿,一旦被发现,主人就会受到严厉惩处,或者当场把猪处死。因此,牛录的街道都非常干净。这样,既保护了环境卫生,又避免了各种病虫害的繁衍。新中国成立后,每个牛录的城墙、大门都已不复存在,因人口增多,村寨不断向四周扩建,过去的城墙遗址,只有一些零星的残垣。同时居民的民族成份也发生变化,由单一的锡伯族变为与汉、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杂居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的村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行统一规化,对主要街道进行拓宽,铺成柏油路面,路面宽而平坦。马路两侧都有绿化带,并且有了路灯。农村改水工程的实施,农民都吃上了自来水。
四、民居的类型、结构及附属设施
锡伯族的庭院大小不等,有的面积有三四亩,有的则有七八亩地。庭院都呈南北长方形,四周都栽有各种树木。庭院都用矮墙围成,以防牲畜家禽进入。庭院一般都以住房为中心分成前后两院。前院小,后院大,前院一般都种有水果树(苹果、杏、桃、枣、葡萄等)、蔬菜(韭菜、辣椒、茄子等)和各种花卉。为防止家禽入院乱窜,大部分人家又把前院围以矮墙,并按上小巧的木门。有的人家为图抱柴出入的方便,把牛羊圈、草棚修在前院一角。在前院里住房的旁边,一般都搭上死棚,安炉灶,以便夏日天热时做饭用餐。出口处一般设在前院。后院比较宽大,都种有水果树、杨树、榆树、蔬菜、玉米等。大部分人家把牛羊圈、猪圈、鸡窝、菜窖、停车场、厕所等修在后院。
居住与房舍。锡伯族的住房,在古代是帐篷、草房、马架子、地窝子,这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地理气候环境等有关。游猎、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帐篷得到发展,渔猎时须搭草房居住,就是锡伯族所称的“托博”,这在锡伯族民间古老的渔猎歌《雅其那》中就有反映。如:冬天打猎住地窝子。随着历史的发展,锡伯族逐渐转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因此,这些居住形式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清朝时期,住房形式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平房(马架子)多向东(这和本民族信仰的萨满教有关,锡伯族萨满教认为,初生的太阳代表生机,因此,住房向东,具有祈祥求安之意。另外,向东的房子可以充分采取午前的阳光)。房屋,一般为三间,中间为厨房,两耳间是卧室。窗户较小,房内光线不足,较阴暗,但冬季暖和。墙壁均用湿土打成。这种房屋造价低,用工、用料少,一般穷户都能造得起。
人字形大屋顶房。这种房屋的造形是从满族学来的。它的造价较高,用工、用料较多。房屋的造法,先是用木料搭起房屋的骨架,然后用土坯垒起来抹泥、刷灰。斜顶房一般也是三间,房顶很陡斜,廊檐很宽,门窗都用小格木制作,制造时需要较精湛的手艺。窗户有左右开启式的和往上开启式的。左右开启式的和现在的窗户相似。往上开启式的窗户轴和合页钉在上面,因此,开窗后必须把窗芯钩到在房梁上吊着的木(或铁)钩上。斜顶房的窗户都很大,有的几乎整个南墙都是窗户,窗户上都糊上白纸和油光纸、蜡光纸。门也大,门槛有的高出地面30—40厘米。这种房屋有钱人才能造得起。
“杜喀包”(门房或厢房),一般盖在大门旁(有的大门两旁都有),为平房,有钱人常常把它出租给穷人或让长工、短工居住。房内阴暗潮湿。
“哈什包”(库房),每户都有一到两间。平顶,较低矮但要求干燥。哈什包里一般放粮食、农具、燃料和其他经常不用的什物。一家的家产多少,平常从该房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房屋的地基都比较高,故住房都干燥,以防患疾病。房屋顶棚的造法也很特殊。在垒好的墙壁上先放几根大梁,上置碗口粗的椽子,上面铺用麻线扎的整齐的苇子(5—7厘米厚),其上铺一层麦草(有4—5厘米厚),在麦草上面又铺3—4厘米厚湿土,并踩实。由于新疆气候干燥,房顶坡度都小,没有特殊的防雨措施。房屋墙壁大部分土打泥抹,有的用土坯垒成后抹泥粉刷。
新中国成立前造的房屋前面墙两头,都有一米多宽的“玛图”(打墙基时就多打半堵墙,它实际上就是挡风的屏障墙),房屋的廊檐和玛图并齐,故老式房屋廊檐很宽,锡伯族有的叫“大廊檐屋”(即大屋顶房)。宽廊檐有其自己的优点,可以避风遮雨,保护门窗不受风吹雨浇。
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对传统的住房进行改革,开始兴建“来兰皮”房屋。来兰皮房屋较特殊,其造法大致如下:房屋垒到一定高度后,把比碗口粗的椽子从中间锯成两片(细一些的不锯),在墙上水平放7、9、15根(奇数),把剥皮的苇杆5、6根一把,用苇子扎在横椽低下,在苇子上面抹粗麦叶子泥,等干后,房子里层再抹细泥上光,称之为“来兰皮”。在来兰皮上面垒山墙封顶。来兰皮房子整洁光亮,冬暖夏凉,锡伯族人民群众多建盖这种房屋。
20世纪80年代后建造的房屋以砖混结构居多,窗户用采光较好、高而宽的钢窗,而且一般都不盘火炕。室内采暖也发生了变化,大都用铁炉,部分家庭还安装小型锅炉,利用土暖气进行采暖。地面铺瓷砖,顶棚吊顶,房屋的装修也与城市里的装修相差无几。
民居的建造程序。锡伯族选宅基地,没有什么讲究,一般兄弟分家,将祖宅的前院或后院划出一块,盖房居住。或者向村委会申请宅基地,由村委会划拨。将整个庭院规划后,进行打地基。过去打地基时要放红尺。用一把长一尺的尺子,一面为红,一面为黑,盖房丈量时,用它来丈量整座房屋长度或单间房的长、高度,以丈量出红面为取。盖房用的椽子,以“九”为一个单位,即采用9的倍数。这种房屋称之为放“九”的房子。当前此讲究已不复存在。盖房一般都由泥瓦匠来承担。惟独封顶是件隆重的大事,请来亲朋好友来义务帮忙。这一习俗沿袭至今。这是整个盖房过程最隆重的一幕。封顶择日有一定的讲究,择好吉日(双号),将派人去邀请亲朋好友,被请者有资出资,有力出力,几十人聚集在盖新房者庭院里,齐心协力,上大梁、上椽子,铺苇子,上房泥封顶。最后宰羊举宴盛情款待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
新房落成搬进新居之后,邀请亲朋来盛情款待,称之为“暖热炕”。邀请范围比较小,限于直系亲属。被邀请者要将新碗、碟等炊具作为礼物赠送对方。现在礼物不受此限。
锡伯族以西为贵。故西屋由长辈来住。有爷辈的由爷辈住,没有爷辈的,由父母住。过去房屋都有“安巴纳罕”(大炕),这种火炕具有很浓厚的民族特色,它由三面环绕的南炕、西炕和北炕组成。南炕由爷奶或父母睡眠,北炕由客人睡眠,西炕一般不睡人,有贵客来时请之坐卧。一般客人和家人不能在西炕上坐卧,因为西炕靠山墙立佛龛供佛。
火炕高60—70厘米,造法很特殊,由五个烟道组成,火炕(环炕)的烟道都是互相通的,没有高超的技术是打不好的。盖完一幢新房,打炕是关键,也是人们最操心的事宜。火炕一旦不通烟,就得重打,又费力又耗神。因此,打炕高手往往受到人们的器重,一般给打炕的人送礼物或钱,并受到聘家的盛情款待。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房屋形式的改革,大炕也被改造,渐渐只打一面炕(或南或北,以北为多)。
西屋的摆设比较朴素,为适应老人们的心意,也较讲究,一般放小炕桌、大木柜、凳子、八仙桌等。八仙桌前挂先辈的画像,桌上放香炉、茶具,有钱人还摆一对瓷花瓶。炕上又放有特制的长方形木具称之为“吉伯浑塔图库”(被柜或炕柜),高有一尺左右,有数个抽屉,抽屉里放鞋袜,在被柜上面叠放被褥。炕上铺有苇席和毡子。新中国成立前穷人做不起苇席,就把高粱米熬成的稠饭汤抹炕面,使之光滑,不起灰。
房屋的中间屋子有个过道,过道里屋是厨房,筑有两个锅台。锅台比里屋内的炕低,过去很多厨房里没有过道,连着锅台修有小炕,炕和锅台中间隔有30厘米左右高的“古堆”(小隔墙),以防小孩发生意外。
东屋为儿媳、子孙卧室,室内摆设也平常,最多有一条凳子、一张八仙桌、一个大柜等。一般房屋有五个窗户,南面三个,北面二个。
过去,因为没有“洋炉”(铁炉),冬季取暖很困难,因此房内温度很低,经常四壁结霜。有钱人买铜铸火盆,穷人则仿照火盆,用粘土、牛粪、蒲帮(王)草、马尾等做土火盆,上面盛无烟榆木炭取暖。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开始用“洋炉”(铁炉)取暖。
按传统习惯,老人普遍都和最小的儿子度晚年,故由父母建造的房屋都归小儿子。父母在世时,儿子们不能自行分家,只有经过父母允许后才能分,否则几个儿子都得和父母一起住。父母有义务给每个儿子亲手操办盖房子。为了求得儿子、儿媳之间长期和睦,做父母的等儿子成家后都分给一些生活资料。
五、服饰
锡伯族由于历史上和其他民族错居杂处,其服饰式样曾有大的变化,吸收了蒙古、满、汉等民族的服饰优点,但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尤其奉命西迁新疆的锡伯族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蒙古、锡伯族军民西迁到新疆伊犁之后,民族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锡伯族仍和满族、蒙古族保持较密切关系的同时,开始和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汉等民族发生往来,因此,在服饰方面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当地民族服饰的优点,传统的锡满结合的服饰发生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服饰不断冲击下,传统的民族服饰,普遍接受现代服饰的优点,都市流行的各款服饰很快便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流行起来,难以在其穿著打扮上分辨其民族成分。服饰文化逐渐走向大众化。传统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在特殊场合,如文艺舞台、重大社会活动中作为锡伯族外在的象征之一,向人们展示绚丽色彩。
锡伯族的传统服饰。老年人的服饰。老年男子内穿用白平布(漂白布)缝制的小褂,外罩长袍,春秋季为夹袍,夏季单袍,冬季为棉袍。参加社会活动时外套马褂,马褂比较讲究,面料用绸缎来制做。脚穿用白布缝制的白袜、黑条绒棉布鞋(春、夏、秋穿圆口黑布鞋,冬季穿黑条绒棉里衬棉、毡的厚棉鞋,其鞋靿比春秋鞋要高一些,锡伯语称“ 扎布萨布”),穿长裤,扎脚管,裤子分单夹、棉三种,头戴礼帽。老年男子的服饰颜色多以深蓝和黑色为主。老年妇女的装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起变化。主要服装是长袍、坎肩儿和长裤,随季节而分单、夹、棉。颜色多以深蓝、黑、棕、灰色为主。扎裤脚。夏包头巾,冬季带棉帽。老年妇女服饰特点,以素为主,做工讲究。
年轻妇女的服饰款式较多。主要服装是长袍、坎肩儿和长裤。锡伯族妇女的旗袍非常讲究。基本款式与满族旗袍相差无几。而能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则是,起装饰作用的、用各种颜色绣出的精美的花卉、鸟、蝶及左边开衩所用的绦子,及袖子上褟的绦子,也叫作挽袖。所用的纽绊也很讲究。纽绊可盘成很多种。算盘疙瘩(扣子)也可用多种材料。绦子的刺绣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细活。要在很狭的绦子上绣出所喜欢的各种图案,如飞蝶、幽兰、荷花、牡丹、蝙蝠、松竹、梅花、苏子纹等等。绦子的搭配也很讲究,搭配得当才能显现出其大方、美观、庄重。
为骑马或其他劳作方便,还有一种长袍,其前后左右均开衩。这种便装只能在骑马或劳作时穿着。冬天的长袍有棉的,也有皮的。做皮袍必须要“出风”。所谓“出风”就是要在衣服的领口、袖口和开气处,让皮毛翻露出来,其作用如同绦子,“出风”也非常讲究要与衣服面料的颜色搭配。浅色的衣料,一般“出风”是黑色的,或是深灰色的;深色衣料“出风”则用雪白的,或者是灰色的。同时也喜欢做工较简易的各色花布和方格布的旗袍,领口、袖口、开气处多滚边。
锡伯族妇女在长袍外边常常穿一件坎肩。防寒的同时还起到装饰作用。这种坎肩一般有对襟、大襟、琵琶襟等。坎肩的胸前背后、衣角、领口、袖口等处都要绣花。坎肩的颜色、绣花图案等都要与长袍搭配协调,使长袍与坎肩为一体,展显出整体的美观与大方。
锡伯族年轻妇女,穿红色、绿色、淡蓝色衣物的比较多。
锡伯族妇女一律穿长裤,年轻的妇女散裤脚,裤腿脚禢绦子,老年妇女扎腿带子。裤子颜色为深蓝色、灰色、深灰色、蓝色等。
六、饮食
锡伯族是粮食为主食的民族,包括小麦、稻子、玉米、高粱、黄米、小米等。这和锡伯族的生产形式有关。明末清初,锡伯族放弃游猎、游牧、渔猎等非定居的生产形式,转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开始种植稻谷、小麦等,饮食结构由食肉为主转变为以粮食为主。清代,锡伯族军民种植的“席伯米”曾负有盛名,以至清政府也下令专以“席伯米”作为军粮调运。部分锡伯族迁到新疆以后,其生产形式仍以农业为主。其饮食结构在以粮食为基础的情况下,主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东北的锡伯族主食以水稻、高粱为主,小麦、荞麦、玉米为次,转变为以小麦为主。
锡伯族的饮食种类较丰富,面食类的饼子就分许多种。饼子(锡伯语额分)有发面饼(称之为“发拉哈额分”)、死面饼、锅盔、馒头等。有面条、拉面等。馅食有包子、饺子、韭菜合子、肉馅饼等。米食有大米干饭、抓饭、大米(小米)稀饭(分三种:一种为清水煮,一种为肉汤煮,一种为牛奶稀饭)。
发拉哈额分(发面饼)。主要原料为小麦粉、小苏打或食用碱、酵母。加工方法,将面和得较柔软,等发透之后,将面团擀薄,贴在铁锅里,三翻九转即熟。其大小因铁锅的大小而异,一般直径约有30厘米左右,厚度为1厘米左右。烙发面饼,一般用生铁锅,掌握火候是关键,把握住火候,烙出的发面饼才酥软可口。
锅盔。是锡伯族别具风味的食品之一。分发面的和死面的两种。无论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里面都要掺和许多牛奶、清油、猪油、羊油、奶油、鸡蛋等,有的还加食糖,这样烙出来的锅盔特点是酥、软、脆,时间长也不易发硬,适于当作旅行食品,大小和发拉哈额分差不多,厚度则为2至3厘米,主要是用微火烤熟。
昆布额分。大小和发拉哈额分差不多,将发面和得硬一些,擀到2—3厘米厚时贴到锅里,用微火烙熟。熟后厚度大约4—5厘米左右。
索络霍额分。将发面揉成巴掌大(厚度有4—5厘米)以后,贴进灶膛壁,借灶膛中热灰的余热将其烤熟。这样做出来的额分不会烤糊,也不会死心,是外出劳动者的好食品。
百层死面饼(或称千层死面饼)。将白面用清水和好,擀薄,上抹一层猪油或清油后,卷起来切成块,然后再擀薄贴到锅里烙熟。做此饼,需要高超的技术,把握好火候,否则就会做得干硬不好吃。
果子额分。是过年过节的上等食品。其做法:和面时掺进用清油炒烂的南瓜泥、砂糖或蜂蜜、清油、鸡蛋等。等发酵后,将面团擀薄并切成条揉成比小指头还细一些,长约5—6厘米,在油锅里炸熟。其特点:酥软、香脆,保存时间再长也不会干硬,始终保持酥脆的特点。
包子和饺子与汉族的差不多,只是馅儿的构成成份各有民族特色罢了。
韭菜合子。春秋两季才吃的季节性食品。春天用第一茬韭菜,秋天到阴历八九月,最后一茬韭菜又比春天的韭菜还要嫩,每到这两个季节,锡伯族家家都烙韭菜合子吃。韭菜合子呈半圆形,分油炸和素烙两种。韭菜馅子里掺进清油、肉末、鸡蛋、辣面子等。
肉馅饼。是将炼油后的油渣(包括猪、牛、羊油)里面掺进皮牙子(葱头)或大葱等,然后照烙韭菜合子的方法进行加工。
托霍尔布达(布达:锡伯语面条之意)。其做法:将面条清水煮熟之后,捞到盆子里拌以葱花和炼好的猪油拌匀而吃,吃起来别有风味。
南瓜饺子。是锡伯族别具风味的食品之一。其做法是将甜质的南瓜切成绿豆大小的碎块,里面掺少许皮牙子、清油或油渣,然后包成饺子,放在蒸笼里蒸熟。其大小比一般饺子要大两倍,皮儿为死面。相当于维吾尔族的薄皮包子,只是馅不同而已。
肉馅烤南瓜是锡伯族最富有特色的食品之一。其制作方法是:将破皮南瓜打一个小孔,把南瓜瓤全取出来,然后把肉馅从孔里塞进南瓜肚里,然后把口子用面糊好,把南瓜放进灶膛里烤熟,其味美可口。
副食。锡伯族的副食品分肉食类和蔬菜类。肉食类 以食牛、羊肉为主,兼食猪、鸡肉。吃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清炖,二是干炒。清炖的方法是,将新鲜肉或熏肉放清水里煮熟后,把肉捞出来,在肉汤里加佐料、葱花、白菜叶、胡萝卜、土豆等,边吃肉边喝汤,或者把煮熟的肉切成碎块,再放到肉汤里吃。
吃肉的方法,除清炖和干炒以外,还做回锅肉、过油肉、肉丸子等。
锡伯族在吃猪肉方面,有一个特殊的方法。每当宰猪之后,将清炖的猪肉、杂碎都切成碎块或碎片后与灌肠煮熟的猪血拌在一起,同时调以佐料、蒜泥、葱花、盐等。其味道鲜美,再肥的肉也不感到腻。这种吃法,称作“猪血拌肉”。
锡伯族从事渔猎业生产由来已久,因此,捕鱼也是行家里手,吃鱼的方法也各种各样。除了红烧、油炸、清炖外,还喜欢吃蒸鱼。其做法,将鲜鱼沿脊剖开后,取出内脏洗净,在肉厚处划几道,洒盐末、辣面、佐料、蒿菜,放在通风处晾干,等半干之际,放在蒸屉里蒸,一直蒸到鱼刺酥软。吃时竟分辨不出鱼刺,其味道麻、辣兼备,而且香酥可口。更为别具一格的是锡伯族的“鱼炖子”。其做法是,将洗净的鱼,配以佐料、辣面、椒蒿,炖熟之后,将鱼捞出来盛在盘子里,在鱼汤里放进韭菜、小白菜,夏季放刀豆,秋季放大白菜、青萝卜,等煮熟之后,拌入少许麦面糊糊,即成所谓鱼炖子。这种鱼炖子和高粱米饭一起食用更为香喷可口,称之为“尼玛哈鱼炖子苏苏布达”。锡伯族在捕鱼季节里爱吃鲜鱼之外,还腌制咸鱼和晾鱼干以备冬季食用。
菜蔬类,锡伯族食用的蔬菜品种较丰富。主要有韭菜、辣椒、芹菜、西红柿、茄子、洋芋(土豆)、白菜、青萝卜、黄萝卜、卷心菜、豇豆、刀豆、香菜等。其中最喜欢吃的而且常年吃的是韭菜和辣椒。韭菜开春一冒尖就拌进辣椒酱里,一直到秋末下雪,都可用来常备的当家菜来吃。韭菜的吃法很多,如做韭菜合子、凉拌、辣椒炒韭菜等。到秋后还要做花花菜,以备冬季蔬菜淡季时食用。辣椒的吃法就更多了。辣子刚下来,就蘸面酱吃,接着做凉拌菜、烧辣子、炒菜或做糊皮辣子(放进热灰里烤熟),秋天晾辣皮子、踏辣面子,一直吃到次年青辣椒上市为止。在“花花菜”里,主要成份之一是青、红辣椒。
锡伯族的炖菜(萨萨罕)独具风味,是用干豇豆、干小白菜,用肉汤炖制而成。
锡伯族有一种别有风味的咸菜,叫哈吐浑索吉(咸菜),也叫“花花菜”,它是用韭菜(要老的)、红、青辣椒与芹菜、黄萝卜、包心菜做成。由于及时拌以盐并盛入瓦缸里,各种蔬菜原有的红、绿、白、黄等颜色截然分明,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饭桌上有那么一小碟夏季各种蔬菜色调俱全的花花菜,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食欲。
冬季用花花菜炒野兔肉也是锡伯族别具特色的野味之一。其特点咸、辣、鲜俱全,民歌“打猎歌”中这样赞美道:“花花菜炒野兔肉,比海参还香”。
副食品除菜蔬外,还喜欢吃奶制品,如奶子稀饭、奶子面条、奶酪、酸奶疙瘩等,还喜欢喝酸奶、奶茶。
伍他茶。伍他茶是将黄豆、玉米等炒熟后磨成的面粉,或将麦面用羊尾巴油炒熟,食用时用开水冲,放入少许糖、羊油或奶油即可食用。
锡伯族的调味品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面酱。其制做方法有许多种。将小麦里掺进少许高粱粒、黄豆粒等,用水洗净后催芽,刚发芽后倒入开水锅里煮熟,放在火坑最热处进行发酵,约十几天后发酵成酒曲状并有甜味,这时绝对不能食用,有时发酵过程中被肉毒秆菌污染而致病。晒干后拿到磨坊去磨成粉,称之为“米顺胡胡”,将米顺胡胡倒入瓦缸里放盐,边倒水边用擀面杖搅拌,一直搅均呈糊状为止。调成后放在房顶上晒太阳。数十日即可食用,称之为米顺(面酱)。调制米顺时有很多禁忌,如所用水必须是破晓前打来的流水(泉水、河水),禁用井水;在调制过程中不能说话,妇女有潮时不能制做等。
锡伯族的饮料有牛奶、酸奶、奶茶、米酒、马奶、高粱米酸奶汤。牛奶烧开喝,或兑少量的水加适量的食糖。
酸奶,鲜牛奶或烧开以后的牛奶进行发酵后,提取表面的一层奶皮,剩余部分成豆腐脑状,便是可口的酸奶。酸奶有两种,甜酸奶和一般酸奶。一般酸奶不加任何东西,是由牛奶原汁原味发酵而成。
奶茶。是用牛奶加沏好的茯茶、红茶、砖茶兑制而成。加食盐或先将牛奶倒进碗里,以按1∶3的比例兑进热茶水再加食盐,便成为一碗香味扑鼻的奶茶。
米酒。锡伯族称雅尔。用做好的大米、小米、高粱米饭,添加酒曲后发酵而成。吃法与汉族醪糟相似。
马奶。是将鲜马奶发酵后的一种饮料。其口味,带一些酒味,含酒精成分,喝多会醉人。
高粱米酸奶汤。熬好的高粱米汤内加入酸奶,是夏天防暑解渴的饮料。
锡伯族还喝白酒、红酒等各种酒类。
锡伯族一日三餐。吃饭时有一定的讲究,忌一家老少围坐在饭桌旁,而是先让长辈入席。长辈未动筷之前,晚辈不得动筷夹菜。用餐间禁忌用筷子、勺子等敲食具,筷子不能竖插在饭里,发面饼分天面和地面,上桌时摆成四块,地面不能朝上,不能用筷子打猫,公公和儿媳不能同桌用餐等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封建性的禁忌都已经不存在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锡伯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汉等民族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在锡伯族的日常食谱里又增添了上述兄弟民族的许多种饮食成份,例如维吾尔族的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揪面片;哈萨克族的那仁;汉族的各种炒菜等都是锡伯族经常食用的食品。尤其是维吾尔族的烤羊肉,无论是家庭便宴或是喜庆宴会都是必不可少的食品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锡伯族的饮食文化逐渐被外界接受。已有人到北京开锡伯族风味的饭馆;乌鲁木齐、伊宁市等处也有不少锡伯风味餐馆。
七、交通运输
明清以前,锡伯族由于处在山林河湖地区,其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为马、牛、骆驼、滑雪板、连轴转牛车、雪橇、独木舟、皮舟等。其中骆驼耐饥、耐渴,适于沙漠和荒原地带长途跋涉。因此,它们一直是锡伯族生活的伴侣,西迁的锡伯军民就是主要靠它们走完了近二万里路程的。滑雪板是主要交通工具。据史料记载,锡伯族的祖先早在汉代以前就会“骑木而行”,所谓“木”即滑雪板。
到了清代,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仍然是上述工具。其中连轴转牛车越来越发挥出大作用。这种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察布查尔仍可见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很大改进。现逐渐被弃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乡镇间未通机动班车前,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主要有马、毛驴和马车、牛车、毛驴车、胶轮车、雪橇等。其中雪橇是冬天最普遍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在塔城地区锡伯族群众中最受欢迎。每年从12月底到次年三四月初,在这几个月时间里,雪橇可称为他们最好的交通工具。制做方式也别具一格:雪橇前面有两根大约有2.50米左右的套马辕子,一端有铁钩,跟雪橇钩在一起。不用时此杆可以取下来保存。雪橇底是挨地的两条长为2—2.5米平行的用榆木制作的方椽子,厚8厘米、宽5厘米左右,下面钉有铁皮,其目的就是减少地面的摩擦力。方椽上钉有5根横木杆,有的用铁制,上面是长2米、宽1.4米左右坐人的厢子,前面专门用往上翘起的木头或者用扁铁制做,后面是用木头做的大约35厘米高的靠背。然后把厢子和底面方椽子用螺丝钉紧紧地固定起来,把厢子用粗铁丝织成网,上面再铺麦草、毡子等,人坐到中间非常舒适。另外,马在锡伯族生活中也是最离不开又是最得力的交通运输工具。春天耕地,夏天打场,秋天运粮拉货,冬天从山上拉运木料、拉柴,车、犁、雪橇等都离不开马。
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工具也发生巨大变化,过去的主要运输工具,马、马车、牛车、毛驴车,已退居二线,只作为辅助运输工具。主要运输工具是小四轮拖拉机、汽车等。人们串门走亲戚,或办事、旅游都乘坐班车,下地干活要骑自行车或骑轻便摩托车。
 交通设施。锡伯族聚居区,现在乡与乡之间都通有公路,通班车,路面虽不如等级公路,但还是比较平坦。农田进行田间规划,田间小路也可骑自行车。
第三节      语言文字 教育 卫生 体育
一、语言文字
锡伯族目前使用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主要分布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塔城、巩留、伊宁、乌鲁木齐等地。与同语支的满语相比,80﹪以上词汇都借用于满语。据记载,清代以前,锡伯族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语言,多数人认为,这种语言叫“吉甫西”语,锡伯族被满族征服、编入满洲八旗之后,才逐渐改用满语。1764年,一部分锡伯族军民迁到新疆伊犁,清廷一再强调“国语骑射”这一国策,对满营官兵奏效甚微,却对已使用满语满文的锡伯族起了促进作用,并且巩固和发展了满语满文,一直延续到1948年将满文加以改革成锡伯文之前。1948年,一部分锡伯族仁人志士,根据锡伯语发展的特点,将传统使用的满文加以改革,成为锡伯文。锡伯文和满文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改革了一些字母在词中、词尾的写法,在音节拼写形式方面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减,去掉了13个发音重复的字母,另创了锡伯语中有音无字的3个字母,现在共有40个字母。
锡伯语有自己的特点,元音不分长短,复合元音较多,有元音和谐现象,但不严整;体词有数、格的范畴;名词有第三人称的反身领属附加成分;动词有态、体、式的范畴,虚词比较丰富。
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均设锡伯文编辑室。出版各类锡伯文图书及课本。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办有锡伯文《察布查尔报》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文报纸。
二、教育
   清代新疆锡伯族学校教育先是从旗学开始的。旗学又称营学,是清朝八旗军队学校。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城池解书署》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以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学习为由,令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让八旗子弟学习满文。乾隆三十二年,锡伯营在八旗总管档房所在的六牛录设一清书房,由教习二人分司教学和武艺,学生无定额。年终由伊犁将军派员考试,及格者可录用补缺。同时在惠远城设有一所义学,招收各营子弟就学。锡伯营的子弟每年均有若干名就学。嘉庆七年,伊犁将军松筠开办勤业官学,从各旗学童及惠远城义学中挑选聪慧者,集中在惠远城,由满营协领亲自管理,选派满汉教授分司教读,同时宣讲《圣渝广训》。这是直接为伊犁将军府和各旗培养公务人员和文武官员的处所。另外,各牛录还办有私塾。
光绪八年(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伊犁将军金顺遵旨补发伊犁被陷时多年未发的饷银。锡伯营总管色布喜贤认为,利用这些银两兴办学校,对锡伯族人民大有裨益,因此,先兴办了锡伯营八牛录的学校。接着他又上书伊犁将军,要求由国家拨款,兴办学校。后经将军批准,每月给锡伯营十六两白银做教育经费。从此,锡伯营八个牛录各设一所义学,主要课程有满文、八旗戒训和满文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
与此同时,色布喜贤又和惠远城官仓主事徐老总(汉族)商议,把官仓大院内的几间空房修葺起来作为讲堂,从官仓的汉族办事人员中聘请三名教师,并由徐老总解决学生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从锡伯营八个牛录的义学里挑选俊秀30余人,集中到此地,专门学习汉语文。1895年以后,在锡伯族八旗、索伦八旗、惠远城新满营和塔城新满营义学中,满汉双语教学已开展起来了。
1901年,色布喜贤调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进驻惠远城时,又在领队衙门里办起学校,招收锡伯、索伦子弟60余人教授满、汉文。在他的影响下,锡伯营四、六牛录挑选百余名学生,集中学习汉语文。后来,为了纪念他,四、六牛录的学校均命名为“色公学校”。不久,他又与索伦营老领队协商,两营联名上书伊犁将军,陈述伊犁与俄国接壤,若不积极培养懂俄语人才,对以后边务不利的道理,得到将军的赞同。这样,他们于1903年从锡伯营、索伦营、新满营义学和公务人员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10余人,到苏联阿拉木图学习。从此,开了锡伯族青年出国留学的先河。辛亥革命后,这批学生相继回国,为民国做了许多工作。1907年,色布喜贤去世,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百多头(匹)牛马捐献给锡伯营,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伊犁统领杨赞绪于19121月响应起义,当时锡伯营八旗旗营制虽尚未废除,但一部分留俄和求学武备学堂、驻防高初两等学堂的青年,在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在锡伯营中形成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一股新生力量,他们对锡伯族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重教育,兴文化的改良运动。1914年,伊犁锡伯族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伊宁市成立了社会教育文化团体——尚学会,其总会设在伊宁,锡伯营一、三牛录设有分会。尚学会的宗旨是:宣传维新、科学救国的思想,提出革命民主主张。兴办新式教育,改造旧教育制,提倡新文化,实行社会改良,积极发展本民族经济,提高民族素质。民国四年(1915年)经过尚学会广大会员的积极捐助和努力,在察布查尔一、三牛录成立了尚学会属下的学校——色公学校,开设满文、汉文、俄文课及修身、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并从内地订购课文,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改革。
1915年,在尚学会的影响下,夏勒达(又名额勒登布,字子明)等二十多名锡伯族有志之士协商,在察布查尔四牛录成立了“兴学会”,发展会员数十人。次年成立了其属下的学校,并以曾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西吉尔浑(锡伯族)的名字命名为“西公学校”,教员均为“兴学会”会员。该校首次招收了二十多名女童入学。
1917年,察布查尔寨依其牛录、孙扎其牛录、纳达其牛录、宁固其牛录、扎固其牛录五个牛录,相继将旧学改为新式学校,逐渐推行新式教育。同年,在锡伯族领队大臣富尔固仑等主持下,锡伯营自筹经费,在六牛录(总管档房所在地)成立一所高等学堂(高小),校长为涅车春,富尔古伦任监督。建校初,从八个牛录的义学里挑选品学兼有的学生40余名到学堂深造,后来在校生发展到120余名。学制三年。这所学堂一直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共培养600多名学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锡伯族青年留苏人数不断增多,在关清廉、萨拉春、巴吐沁、广禄等人士的努力之下,又先后有几批锡伯族青年赴苏联留学,人数达60余人。这些人士学成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新疆经济、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除察布查尔各牛录兴办学校外,塔城、巩留和霍城伊车嘎善等锡伯族聚居地区也相继办起了学校。1924年,塔城设民族学校一所,专招锡伯、蒙古、满族子弟入学,学习满文和汉文。1940年该校并入塔城第一小学。1931年巩留县大营盘锡伯族小学成立,设三个班级,近百名学生,教授满、汉双语。1934年在锡伯族小学的基础上,开办了一所锡、汉、回三民小学。伊车嘎善锡伯族学校则始于1909年,正式办校是1910年。校名为“索伦营领队部学校”,办学之初,有两个班,20余名学生,用锡伯语进行教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锡伯营旧制已废除,郡县制代替了八旗制,原来八个牛录的学校均改为公立学校,由政府的教育机构统一管理。高等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考入乌鲁木齐、伊宁等地的中学、师范、农校、女校,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据记载,19399月,察布查尔锡伯族学生一次考入外地各类学校的就达150余人。此后,每年去乌鲁木齐、伊宁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二十名。1940年,在伊宁市民族中学(又称五族中学)设立了两个锡伯班,招收锡伯族学生60余人。
三十年代,在盛世才“六大政策”指引下,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民族平等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重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相继成立,以公立学校为主要形式的民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3910月,在迪化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在伊宁、察布查尔一、三牛录、塔城、奇台设有分会,是民族文化教育的群众团体。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依靠广大会员和群众,兴办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力整顿并扩建农村小学,办扫盲夜校,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到1944年,新疆锡伯族小学达13所,其中中心学校5所,一般小学8所,小学在校生1700多人。大、中专、中学在校生60 余人。
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成立了三区民族革命政府。由于局势混乱,察布查尔八个牛录、巩留、伊车嘎善等地的锡伯族学校都停课一个时期,1945年下半年才复课。这时期,新疆锡伯族小学由原来的13所增加到15所,在校生2000多名,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70余名,大学生3名。19469月,在伊犁阿合买提专科学校设了一个锡伯班,招收40余名学生,用满语文教学。同时,经省政府批准,从1945年——1947年,把在迪化和伊犁的十几名锡伯族在校生先后保送到西北国立学院、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学习。
1947年,在三区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在伊宁市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在塔城、霍城也成立了分会。该会举办了教师培训班,为察布查尔各牛录、霍诚索伦营、巩留等地培训了40余名锡伯族小学教员。1948年秋,经三区革命政府批准,在伊宁市成立了锡伯族初级中学,当年招收伊犁各县锡伯族学生30余名。194911月,锡伯中学搬迁到察布查尔六牛录,新建校园,规模又有扩大,当年招收两个班学生93名。
1949年,新疆锡伯族小学在校生1430人,教师62人,普通中学在校生55人,教师2人,中等师范学校在校生19人,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8人,教师1人,高等学校在校生1人,教师1
建国初期,按照1951年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发展、整顿、改造”的方针,开始对原有学校进行整顿、改造、巩固和提高,废除了旧教育制度,对中小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锡伯族中小学统一实行了十二制学制,教材采用了全国统一的汉文课本,教师在课堂上用锡伯语讲解,汉语教师配备翻译。同时,国家拨专款扩建了察布查尔锡伯中学,新建、扩建了各乡镇小学。霍城县伊车嘎善乡、塔城喀拉哈巴克乡、巩留县塔什托别乡、东买里乡的锡伯族小学均进行了修缮和扩建,扩大了招生,对原有师资队伍进行了改造、整顿。
为培养小学师资队伍,1950年,察布查尔锡伯中学附设了初级师范班。1954年又附设了中师班,面向察布查尔各乡镇、霍城、巩留等地招生。1952年以后,自治区教育厅陆续为锡伯中学分配了一批汉族教师和锡伯族大学生。1961年,伊犁州教育局在伊犁师范学校设立锡伯班,招收了42名锡伯族学生,单独编班进行教学,毕业后分配到察布查尔、霍城、巩留等地锡伯族小学任教。
19519月,从察布查尔锡伯中学首届初中毕业生中,保送40名锡伯族学生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35月,这批学生又被保送到中央一级部咸阳机械学校学习。
19569月,在锡伯中学正式设立了第一个高中班,面向伊犁地区招生一个班,40名学生。这是伊犁地区最早成立的锡、汉高中班。1959年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升入自治区及内地大专院校学习。
同时,锡伯文教材建设得到加强。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配备编辑人员4名,专门编辑出版一至六年级小学锡伯文各类教材21种,发行量达14000多册。
在成人教育方面,从1955年到1960 年,通过办夜校,冬季识字班等形式,开展扫盲活动,使锡伯族成年人大都脱盲。1960年,察布查尔县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县,选派代表出席了国家教育部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扫盲工作会议,受到表彰。
察布查尔锡伯族中小学教育都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锡伯族中学,由于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勤工俭学,成绩突出,于1960年,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校领导光荣出席了“全国宣传、新闻、文教战线群英会”,受到国务院表彰。
从解放初期到50年代末,锡伯族各中小学一直使用锡、汉双语教学,小学以锡伯语为主,兼学汉语言文字,中学则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辅助以锡伯语进行教学。
1965年,新疆各级各类学校锡伯族在校生为:高等学校22人,中等专业学校128人,中等师范学校14人,普通中学567人,小学3549人。专任教师为:高等学校10人,中等专业学校16人,中等师范学校1人,普通中学33人,小学161人,见表一。
表一    1949年——1965年新疆各级各类学校锡伯族在校生、教师一览表     单位:人  

高等学校
中等技术学校
中等师范学校
普通中学
小 学
在校生
教师
在校生
教师
在校生
教师
在校生
教师
在校生
教师
1949
1
1
1
8
1
19
55
2
1,430
62
1954
58
4
14
1
44
2
355
28
2,174
68
1957
29
11
114
12
11
2
529
37
2,467
65
1960
95
9
65
28
136
2
694
55
2,98
82
1962
69
10
32
20
37
1
644
55
3,187
142
1965
22
10
128
16
14
1
567
33
3,549
161

资料来源:新疆教育统计资料(19491965)。
“文化大革命”期间,锡伯族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中小学锡伯文教学被取消,锡伯文教材编辑出版工作遭到严重各种干扰和破坏。师范院校停止招生,师资来源断绝。教育经费无保障,教学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因师资无来源,从社会上招收了大量不合格民办、代课教师,学校教学质量大大降抵。这一时期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成立了农业中学,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于1972年成立了一所完全中学,开始办高中。19723月,一批锡伯族工、农、兵大学生经推荐进入区内外大中专院校学习,据统计,新疆锡伯族普通高校在校生197322人,197429人,197536人,1978100人。1975年,全疆锡伯族小学在校生4404人,教师373人;初中在校生1199人,教师73人;高中在校生327人,教师31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普及小学教育工作提到重要的位置。198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制定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同年7月,在自治县九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在全县实施。制定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规划及具体办法、措施。同时在15——40岁农牧民青壮年中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利用冬闲时间举办农牧民扫盲班,文盲率大大减少。定期开展“两教”(普及初等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普查工作,推动了自治县“两教”工作发展,19861029,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两教”工作经自治区验收通过。全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7﹪,年巩固率为99.8﹪,毕业率为100﹪,1215周岁少年儿童普及率为99.7﹪,1640周岁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6.8﹪,均达到自治区规定的验收标准。
 之后,锡伯族聚居地区塔城市、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镇、巩留县东买里乡、塔什吐拜乡、尼勒克县喀拉苏乡的普及初等教育和农牧民扫盲教育也先后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按自治区要求完成,验收合格。1990年,全疆锡伯语小学8所,在校生3530人,初中3所,在校生1513人,高中2所,在校生916人。
“十年动乱”结束后,锡伯族学校双语教学也得到恢复。197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锡伯族小学先后恢复了锡伯文教学。之后,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民族乡中小学、巩留县两所锡伯小学以及塔城市喀尔哈巴克前进学校等也陆续恢复了锡伯文教学。1980年以来,自治区相继恢复了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部和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充实了编辑力量。锡伯文教材编辑部相继制定了锡伯族小学各类自编教材教学大纲,编辑出版了锡伯族全日制小学各年级语文、地理、历史、自然、思想品德等课本和课外读物,其中“七五”期间共发行96920册。
这时期,新疆锡伯族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较快发展,1990年,全疆锡伯族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241人,教师109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193人,教师54人(其中师范学校在校生37人,教师7人);高中在校生1273人,教师86人;初中在校生2132人,教师181人;小学在校生4067人,教师368人。见表二。
表二  1978-2000年新疆各级各类学校锡伯族在校生、教师      单位:人

 
年代
高等院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高中
初中
小学
 
教师
教师
其中师范学校
 
教师
 
教师
 
教师
在校生
教师
1978
100
31
93
25
37
5
509
30
2,212
145
5,588
379
1980
181
30
185
24
62
8
666
62
2,276
145
5,188
358
1985
237
53
238
46
47
8
1,020
64
2,222
177
4,719
367
1990
241
59
193
54
77
35
1,273
86
2,132
181
4,067
406
1992
248
66
153
46
6
8
1,017
7
1,834
189
4,224
358
1995
241
59
193
54
37
7
1273
86
2132
181
4067
368
1998
145
68
204
59
15
15
894
36
2061
216
4612
432
2000
224
59
290
54
61
16
963
66
2111
207
3812
417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统计资料1978——2000
新疆锡伯族聚居地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步骤地实施“两基”工作,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810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已基本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任务,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验收合格。其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9.9%,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97%,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79.6%,15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86.4%,青壮年非文盲率99.7%。
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同时,锡伯族中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得到了发展。1991年10月,察布查尔县成立了职业中学,面向全县招生,到1995年,共设9个专业,14个班。为了加强师资培训,1979年初成立了县教师进修学校,建校以来,培训小学教师851人,其中锡伯族教师311人。同时,锡伯族中学每年选派一批教师到辽宁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新疆教育学院、新疆师范大学等院校进修深造。仅察布查尔县一中从1981年到1990年就有近40名教师到内地、自治区高等院校进修。随着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锡伯族学生升入高等院校的数量也逐年增多,从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每年都有上百名锡伯族考生考入内地、自治区高等院校。据统计,从1977年至1993年17年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一中有836 名学生考入区内外高等院校。1986年9月,在伊犁师范学院招收了一期以锡伯族学生为主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班,培养了一批锡伯文人才。现在,锡伯族不仅基本扫除了文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全国锡伯族研究生达272人。1992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女青年葛俊凤,在大连理工大学通过《微粒消泡行为》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锡伯族女博士。截止2000年,新疆锡伯族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224人,教师59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290人(其中师范学校61人),教师54人(其中师范16人);普通高中在校生963人,教师66人;普通初中在校生2,111人,教师207人;小学在校生3,812人,教师417人。 2003年,每万人口中的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为:普通高等学校135.98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62.03人,普通高中328.78人,普通初中563.77人,小学713人。从1949年至2000年,新疆各级各类学校锡伯族毕业生为:普通高等学校1,172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1,317 人,普通高中9,016 人,普通初中17,580人。     
锡伯族文盲率较低。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新疆锡伯族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945人,占2.95%。同年,全国锡伯族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3,758人,占2.75%。
2000年全国锡伯族受教育水平有较大提高,达到8.19年,列于55个少数民族中的第六位。其中新疆锡伯族升至10.45年,在十三个世居民族中位居第四位。
锡伯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改善职业结构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新疆锡伯族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2000年,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为12.93%,比全疆的平均比重(8.16%)要高4.77个百分点。而锡伯族的农业人口比重为69.01%,高于全疆的平均比重(61.44%)。2000年新疆锡伯族人口职业构成见表三。
表三 2000年新疆锡伯族人口的职业构成

     
人 数(人)
比 重(%)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66
2.16
专业技术人员
396
12.9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73
5.65
农、林、牧、鱼、水利生产人员
169
5.52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093
68.35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165
5.39
合计
3062
100%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新疆人民出版2002年10月第一版
三、医药卫生
锡伯族西迁时没有专职医生。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医药卫生知识和治疗方法,如接骨、推拿、按摩、扎针(火针、静脉放血)、拔火罐、刮痧等。有些病可自行诊治。或者请萨满、尔琪、相通治病。他们虽然是主要搞迷信活动,但还掌握一些简单的草药知识及理疗方法,如扎针、拔罐、刮痧、推拿、按摩等知识。
清末民初,部分锡伯族调拨到惠远城新满营,锡伯族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民国初内地许多行医者也来伊犁地区行医,民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锡伯族中出现拜汉族中医为师学中医者,或者在药房当学徒。他们把民间的诊疗方法与中药相结合产生了锡伯族医。
锡伯族医接受了中医五行说及诊病的望、问、切等诊断方式。锡伯族医的脉相不像中医那样分得很细,只分浮、沉、迟、速四种。舌苔,也不像中医分36种,只有红、白、黄、紫四种舌苔。当时锡伯族中涌现出许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名医。
西医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传入锡伯族民间的。其传入途径主要是当时锡伯族派驻阿拉木图等地的领事馆的人员和留苏回国人员带回有关妇女卫生知识、新法接生法等书籍翻译成锡伯文;东北抗日联军退入苏境后假道苏联进入伊犁、白俄军队窜入新疆时,他们的随军军医,在伊犁地区从事西医医疗工作。1935年在锡伯族居住区设立了第一个西医诊所,由一名汉族医生和一位护士组成。不久关闭。1945年在六牛录设立西医诊所。
真正医疗网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成立了县乡医院、卫生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察布查尔县曾发生过一种怪病,每年五六月间发病,死亡率很高,被称之为“察布查尔病”。1946年死亡47人,1947年死亡27人。每到发病季节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惶。新中国成立后引起卫生部的高度重视,1951—1959年间中央曾派遣许多医疗队,深入民间进行调查。1959年终于查到了病因,是肉毒杆菌中毒。锡伯族喜爱的调味品面酱是用小麦面蒸馍或催过芽的小麦、高粱、黄豆、大麦等粮食煮熟后,放在热炕发酵(10天左右),这些做面酱的原料称之为米顺胡胡,发酵后晒干磨成粉,用水和咸盐搅拌成面酱。肉毒杆菌是厌氧菌,米顺胡胡发酵过程中极易繁殖,发酵后带甘甜味,人们往往将发酵后在晒干过程中进行品尝,从而引起肉毒杆菌中毒。查清发病原因后,基本杜绝了再次发生这种病。
 四、体育
锡伯族民间体育活动有射箭、摔跤、赛马、叼羊、游泳、举重、角力、棋类等。
上述体育活动中射箭是锡伯族男女老少皆宜并较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锡伯族的射箭活动源远流长。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好骑善射”之美名,被清政府所重视,以重金从科尔沁蒙古赎回,编入满洲八旗。西迁新疆之后,他们仍然以弓箭为战斗武器,长期的戎马生涯使锡伯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本领。射箭技艺,还会决定锡伯官兵的前途及职务的升迁。在清代,无论当披甲(士兵)或官员职务升迁,骑射是主要考核项目。因而每个牛录都设有校场,春秋农闲时进行操练。民国以后逐渐变为体育活动。射箭比赛也成为重大节日的大型活动之一。
锡伯族与弓箭结下了不解之缘。男孩一出世,便在保佑家宅的“喜利妈妈”上系小弓箭,祝愿能成一位神箭手。男孩8—9岁时,便学会用柳条扎成小弓,用芨芨草棍或柳枝作箭进行射箭游戏。
1949年以后,锡伯族的射箭运动倍受各级政府的关怀,县、镇、乡学校都建立业余射箭队,为自治区射箭队输送许多神箭手及教练员,成为自治区射箭队的中坚力量。教练员英晖、运动员郭美珍、汝光等参加国内及国际比赛,为祖国、为新疆争得了荣誉。他们不少人获得高级教练、国际级运动健将、国家级运动健将、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1978年由国家拨款为察布查尔县修了一座射箭厅。
摔跤。摔跤也是锡伯族民间重要的体育活动。摔跤因不受场地限制,平时,中青年聚众的场合或劳动小憩之际进行自由较量。锡伯族曾为自治区输送优秀摔跤手。锡伯族摔跤运动员顾景林、马开等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第四节      文学艺术
一、文学
锡伯族的文学,分为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
(一)书面文学。
书面文学也称为作家文学。锡伯族由于在历史上长期的兵戎生活和战争离乱,以及本族所处地域环境的闭塞和偏僻,严重阻碍了作家文学在本族中的成长和发展。从时间上划分,民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书面语文学作品屈指可数。这与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极为不相称。民国以前的作品有散文《辉番卡伦来信》及史诗《离乡曲》等。
《辉番卡伦来信》是书信体散文,原文为满文,长期以来,一直为伊犁锡伯族广为传抄,并颂为珍品。《信》的作者何叶尔,名文克津,系锡伯营镶白旗(五牛录)人。自幼入私塾,学习满文及满译之各类汉籍等。18岁选入披甲,开始戎马生涯,在旗下档房或总管档房当差。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勤于公务,另一方面发奋读书,增进知识,体察人情,观察社会,增长社会阅历。道光末年,由于他渐露才华,被擢升为侍卫。咸丰初年,曾去辉番卡伦换防一任。《信》就是这次坐卡期间写给本营同事的。
愚某谨禀者:诸仁兄贤弟安否?贵府老少悉康健?相继恩赐之华札,迭次奉接;所教诸事,一一铬刻在心。为此,愚某不胜欢忭!切感诸友深厚之情谊,使吾倍加惦念不已!
话别之后,马首朝西,步出北郊,过大桥,经大榆树,直至塔尔奇。马不停蹄,人冒风尘躜行,实感步步为远,因此,怀友之情,愈加孜孜然!所过之处,人生地疏,忧愁之心,乃与时俱增。终日赶程,不见一相识之人,竟至口干舌燥,更不遇一知音者。于此,始知名利异途,人各其心矣。躜行不止,经过察罕乌苏、一间房、紫泥河、广德桥,始抵拱宸城。因是偏僻屯镇;投宿无所;区区郊市,饭馆亦难相寻。故暂息一夜,饱喂马匹,整理行装,翌晨乘骑登程,缓辔四顾。向东眺望,伊犁大河历历在目,惟不见家乡何处! 转眸西睹,大漠横阻去路。在城垣东北角,有阿里木图、柯两个牛录;西南方向,又有富色克、霍尔果斯等旗在焉。村庄相杂,去向难辨;途径交错,不知何者是去路。因心急如焚,无暇观赏风土人情,且换防有限,又何敢稍怠!故复策马前行。 ……
红日当空,正值晌午时分。方抵达辉番卡伦。举目眺望,原班弁兵有在了望台引颈望者,亦有在营房大门外立候者。于是深信归心似箭,望眼欲穿之说。留心观察卡伦形势,卡伦乃设在高阜之上,其东南建有寺庙一座,正北长有大树一株,寺庙四周所植之树,约有一柞粗细。寺庙之南,另开一渠,密植树林,成为“博斯塘”(绿州—译者)其境也很秀雅。行至门外下马,早有卡伦士兵列队迎接。进入以树条编织之两扇板门,便见旧官衣冠楚楚候于院中。 ……
春末来驻卡伦,秋初始至换防之期。竟不思速返家乡者,恐违定章耳。他人笑我情痴,吾云非也。人而何以放弁天伦之乐,妄效无家可归者乎?此系吾之肺腑之语,并无舞文弄墨之处。因言长而笺短,衷肠难尽,余容会面时再叙。万望宽恕一手难书四班诸友之咎,共鉴垂谅,为此拜书谨上。 ……
《信》叙述了作者途径所见大自然景色、人们的活动以及辉番卡伦的设置、形势、作用、官兵心绪、卡伦的历史等情况,不仅语言精练、优美、生动,而且韵律和谐,诗中有画,形象逼真。它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通过它,可以了解当时清政府所管辖的西部边界范围及卡伦换防制度等情况。
《离乡曲》系史诗,原文为汉文,计120行。该诗用热情豪放的笔触讴歌了1764年一部分锡伯军民由东北西徙伊犁的壮举以及他们西迁后在西北屯垦戍边的情景。
《离乡曲》的作者锡济尔珲(字笔臣),是清末锡伯族中涌现的文人志士。他在伊犁将军府任文案处文案总办和索伦营领队大臣期间,在提倡新式教育,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同时,自己又以身作则,发奋学习汉文,博览汉满典籍,探讨本族历史,成为当时锡伯族中少有的汉满兼通的文人志士。他通过探讨本族历史,认识到了西迁的重要意义以及以此教育后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写下了《锡伯族由东北西移时之离乡曲》(简称《离乡曲》)。
 
人生不可忘根源,苦尽甜来自有天;
说起我们锡伯来,本是满洲出白山。
太祖高皇都盛京,吉林安插锡伯营;
世祖章皇多有道,沈阳分驻十三城。
最爱康熙几年中,物阜年丰乐无穷;
尧天舜日天下定,锡伯人丁更兴隆。
乾隆二十有九秋,圣旨煌煌不敢留;
“人生不可忘根源,苦尽甜来自有天;
说起我们锡伯来,本是满洲出白山。
太祖高皇都盛京,吉林安插锡伯营;
世祖章皇多有道,沈阳分驻十三城。
……
乾隆二十有九秋,圣旨煌煌不敢留;
平定新疆安兵勇,命我锡伯边庭守。
盛京将军奉恩波,十三城内选兵多;
挑出锡伯一千户,移驻伊犁奈若何。
                ……
命下锡伯择日移,诹吉四月十四时;
父子兄弟难分散,姐妹妯娌不忍离。
娘哭子来子哭娘,家家悲凄实堪伤;
从此分别不见面,报国不能报高堂。
                 ……
东望家乡泪不干,哪堪夏热与冬寒;
历过千山与万水,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
无法暂在乌城住,春融不敢再盘桓。
恓恓惶惶过一冬,同把行装密密缝;
准备三春积雪化,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赶车人儿好熬煎;
妇女嚎啕牛不走,铁石人闻也见怜。
                         ……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车都是牛;
    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
    一日行到果子沟,两边树木水中流;
……
    伊犁将军差人传,绥定城中暂安眠;
    命与锡伯择好地,常久之业要屯田。
   ……
    城中屯住诸不谙,择地唯有伊犁南;
    霍吉格尔一带地,土肥地润水泉甘。
    锡伯闻之泪沾襟,携儿抱女过河阴;
    迁驻霍吉格尔地,布置八旗奏当今。
     ……
                              沧海桑田时变迁,人生不可忘艰难;
    水有源来木有本,忠孝相传万万年。
   自从盛京往西移,百有余年到此时;
   作出一种离乡曲,辛勤传与后人知。
《离乡曲》描绘了西迁的历史背景、西迁官兵数及起程时骨肉同胞惜别情景、路途上遭难情景及到达伊犁后清政府的安置情况与西迁后的生活状况等。
清朝覆亡后,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反封建运动的兴起,在锡伯族中相继创办了文化团体尚学会和兴学会。在这些学会的带动下,兴起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运动。其中文学创作也作为反封建、争民主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开始活跃起来,相继涌现了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创作者及其作品。
色普希贤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而且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曾大显过身手。1919年他写了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劝学歌》,至今被人们广为传唱。
《劝学歌》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父亲在外受辛苦,母亲在家更忙碌;
哥哥种田汗浇苗,姐姐缝衣备寒暑。
先生教书费心血,朋友在旁直焦急;
我们要是不努力,心里怎能过得去!
莫说自己出身贱,天下诸事见志气;
圣人君子也是人,我们凭啥甘下低!
家犬通夜守家园,公鸡准时报黎明;
蜜蜂采蜜不消闲,桑蚕勤奋吐丝忙;
走兽飞禽众昆虫,各自都有肩上事。
乌扎拉·萨拉春(1885——1960)是尚学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提倡新式教育的同时,大力主张各会员投入到反封建、除陈腐的斗争中来,面对锡伯族不少群众沉溺于吸食鸦片的泥坑,痛心疾首,引起大声疾呼,创作了著名的诗作《别再吸食鸦片烟》。20世纪40年代,又相继创作了诗作《明媚的春色》、《老年和青年人》、《清晨》及小说《真正的金子》等。
何叶尔·柏林(1896-1951)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他在清末民初的多事之秋,发奋读书,体察世态人情,成为锡伯族的一代才杰。他的作品有诗、散文和译作多部,几十年来,一直成为锡伯族人民喜闻乐读的珍品。尤其是其诗作流传更为广泛。他先后创作了《送瘟神》、《共享园中菜》、《羊拐骨的胜利》、《汗腾格里颂》、《素花之歌》、《老妇泪》等十余部。
管兴才(?——1963)是一位在本世纪初在伊犁锡伯族中涌现的诗人。通汉、满、蒙、藏文,曾任锡伯、察哈尔营笔帖式。本世纪40年代末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诗作《狩猎歌》、《接新娘》、《十二月歌》、《婚礼歌》、《吸大烟的婆娘》及《西迁之歌》等多部。这些诗作被民间艺人谱成曲,长期以来百唱不厌。
此外,玖善、郭基南等在本世纪40年代,适应时代要求,创作了不少诗作、小说、话剧、散文、报告文学等,针砭时弊,揭露腐败,唤醒落后。
在文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成绩尤为喜人。郭基南重新恢复创作自由,在十余年间,整理、创作出版《心之歌》、《乌孙山下的歌》、《准噶尔新图》、《箭乡的子孙》、《摘星人》、《流芳》等包括汉锡两种文字的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六七部;出版《高山下的花环》、《鸡窝洼的人家》等译著;与人合编《土尔扈特档案译编》、《锡伯族》、《诗歌选集》等。忠录在研究锡伯族民间文学理论,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民歌,整理和研究萨满教资料方面成果显著,撰写这些方面的论文十余篇;主编《锡伯族民间故事选》。吴文龄出版《喋血金佛》和《血胆名猎》两部汉文长篇小说;搜集、整理出版锡伯文或锡汉合璧《锡伯族民间故事集》(2)、《锡伯族谚语》、《锡伯族情歌》等书。佘吐肯在研究锡伯语的同时,还创作诗歌、歌词多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作词、祝恒谦编曲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的歌曲曾风靡一时,为国内外认识和了解锡伯族起了作用。安鸿毅、安德海、郭晓亮、阿苏是80年代涌现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各具不同流派的特点,在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及报纸上发表短诗、组诗、长诗等上百部,在诗坛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傅新昌也是80年代脱颖而出的诗人及小说作家。他先以诗歌创作起家,在全国各地期刊上发表诗作上百部。自90年代始创作中短篇小说,先后出版《甜蜜的家园》、《父亲之死》、《人的故事》等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我就这么活着》;发表的《毛病》是长篇小说处女作。傅氏的小说,民族和地域特色浓厚,结构严谨,语言精炼,受到文学界的较好评价。赵春生是察布查尔土生土长的文化人,自1976年以来,创作一百多首歌词和音乐作品;先后在《民族作家》、《中国西部文学》、《延河》等报刊上发表近30篇中短篇小说;搜集、整理数十篇民间故事。穆旭东是著名的翻译家,数十年来一直沉迷于《红楼梦》,他翻阅大量资料,20世纪90年代在年近90的情况下终于用锡伯文译完这部巨著,在他逝世后不久正式出版发行。
在锡伯族书面文学中,文学翻译也占一席之地。西迁前后,在新疆锡伯族中便开始流行许多满译的汉族古典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济公传》、《三侠五义》、《清史演义》等。这些作品成为汉锡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锡伯族群众精神食粮的来源之一。在本世纪初的翻译队伍中,较有影响者为:管兴才、正津巴图、保灵阿、穆旭东等。
(二)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亦称口头文学,它在锡伯族文学领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锡伯族的书面文学脱胎于民间文学,没有民间文学就没有书面文学。因此,在锡伯族文学中,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交织在一起,达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长期以来,很多表现为书面文学的作品,被当作民间文学作品来传唱,使锡伯族文学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1、民歌。
在锡伯族民间文学中,最有特色的是民歌,锡伯语叫“伊尔根舞春”,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宴歌、格言歌、新民歌。
叙事歌。比较完整的有5部:《喀什噶尔之歌》、《拉西贤图》、《叶琪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一、二、三)。
锡伯族的叙事歌基本上产生于西迁之后,戍边内容占很大比重。这与锡伯族人民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及由此构成的特定生活内容有极大关系。
苦歌,反映了锡伯族人民在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主要倾诉了农民的种种苦难,妇女的悲惨遭遇,控诉封建地主、贪官污吏的残暴。如:《换穿衣》、《赋税重》、《异乡梦》、《走天涯》、《他乡苦》、《可恨的人》、《野菜苦》、《鸦片毒》、《凶手》、《抓兵》、《盼天亮》等。
萨满歌,是过去萨满、尔琪、斗琪和相通等巫师为人“跳神”治病时唱的原始宗教歌。这些歌还配有一定的曲调和舞蹈。这些歌不仅巫师从事宗教活动时唱,而且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久而久之,成为锡伯族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萨满歌中保存了许多古语旧词,这些为研究锡伯族历史、文化以及锡伯族萨满文化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目前搜集到的萨满歌,有手抄本《萨满歌》(一、二)、《萨满华兰书》、《霍里色·萨满招魂歌》、《扎嘿、朱嘿·萨满呼角歌》、《杭阿尔、常阿尔》、《爱新哈准》;斗琪歌有《巫亚拉伊爷》、《敦布尔敦布尔》、《阿尔坦库里》、《阿尔孙多罗》、《托次别玖别》、《朱克嫩》;尔琪歌有《索里扬克》、《亚布塔尼》;相通歌有《霍伯里格霍伯里》、《亚嘎伊格》等。其中的斗琪歌《阿尔坦库里》几乎人人皆知,流传很广,文艺工作者又根据这部歌整理出了具有时代内容的情人规劝情人歌,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并受到群众欢迎。
颂歌,一般是歌颂家乡的山河、土地,赞美高尚的品德,赞颂美好的事物,包括歌颂从前为人民做过好事而立功受奖和为家乡谋过幸福的官吏、英雄人物、长辈先贤等。如:《颂恩人》、《父母的恩情》、《老师的教导》、《人人赞美德》、《美丽的家乡》、《察布查尔颂》、《伊犁河颂》、《乌孙山颂》、《三十四英雄颂》等。还有对图伯特、额尔古伦、讷松阿、舒兴阿、喀尔莽阿、博尔果素等历史人物的颂歌。
劝导歌,是鼓舞人们上进,劝人学习,养成美好品德的歌曲。通常是长辈劝导晚辈,父母劝导子女,情人规劝情人,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现流行的劝导歌有:《老人歌》、《父母心》、《老师言》、《劝你归正道》、《农耕好》、《勤俭为荣》、《齐心合力》、《莫急躁》、《岁数歌》、《游手好闲可耻》、《劝学歌》等。其中的《劝学歌》无论过去和现在,人们都喜闻爱唱,它种类多,篇幅有长有短。
习俗歌,反映了锡伯族丧葬、婚姻、劳动、游乐、礼节、信仰等方面的风习,如丧葬方面有《哭葬歌》,婚姻方面有《说亲歌》、《哭嫁歌》、《劝嫁歌》,劳动方面有《四季歌》,游乐方面有《叼羊歌》,礼节方面有《尊老歌》,信仰方面有《希林妈妈歌》等。
田野歌,也叫街头歌,锡伯语称“塔拉依舞春”,是男女老少皆喜欢、都会咏唱的歌。它的咏唱对象范围较广,从自然界的山脉大川到河流小溪、天上日月,从人类到禽兽,也有即事、咏物歌。比较有名的有《四季歌》、《笑懒汉》、《放荡的人》、《蠢才》、《金色的土地》、《拉煤》、《赶车》、《浇水》及《劳动和吃饭》等。
打猎歌,锡伯语叫“阿巴拉西舞春”,是青壮年中间广泛流行的民歌。至今还有几首古老的《狩猎歌》。
狩猎歌(一)
猎人挥鞭上骏马,
雄鹰登在他左肩上。
右手挥舞着大头棒,
箭一般奔向猎场!
哦呀嘿嘿,
箭一般奔向猎场!
人人称道他英雄,
人人称赞他伶俐。
试试他的本领,
也要试试骏马。
哦呀嘿嘿,
也要试试骏马!
野兔被追得筋疲力尽,
猎犬早已扑上了它。
猎人翻身下了马,
端端擒住了野兔,
哦呀嘿嘿,
端端擒住了野兔!
日落西山回家,
猎人剥去野兔皮,
新鲜兔肉炒咸菜,
 喷喷的味道胜过海参。
哦呀嘿嘿,
香喷喷的味道胜过海参!
2情歌,锡伯语称“布也宁舞春”,它在锡伯族民歌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内容丰富多彩,无论青壮年、老年人都喜闻爱唱。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诉情歌、相爱歌、求爱歌、苦情歌、探情歌、相会歌、定情歌、离别歌、相思歌、忧情歌、断情歌、挑逗歌、徘徊歌、定亲歌、规劝歌等。
宴歌,锡伯语称“萨林舞春”,是专为庆贺喜事而唱的祝酒歌,其曲调热情欢快,有赞喜筵的,有赞美和劝慰新婚夫妇的,也有宾主相庆的。
格言歌,近似于谚语的一种民歌形式,它们结构严谨,四句成首,每一首都说明一个深刻道理。
锡伯族民间文学中,传说和故事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有一定的影响。
反映古代锡伯族生活的传说有《希林妈妈的传说》、《抹黑节的来历》及《鲜卑兽的传说》等。反映锡伯族近代社会生活和军旅生活的传说,包括英雄传说、辗转迁徙的传说、守卫台站和卡伦的传说、民间优秀人物的传说等等,内容很丰富,长短不一,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2、民间故事。
锡伯族的民间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爱憎分明。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分为:生活故事、童话故事、动物故事、寓言故事和神话故事。
生活故事,绝大部分故事思想内容都比较健康,有的颂扬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善良心理和他们大公无私的精神;有的无情揭露了剥削阶级和统治者的贪婪、残忍的狰狞面目;有的讽刺愚昧无知、昏庸专断;有的反映了旧社会青年男女努力摆脱封建婚姻桎梏,争取自由恋爱的斗争生活;也有勇敢地和封建势力作英勇斗争的故事。比较有影响的有《秃孩子》、《秃鹰》、《章京和他的女婿》、《穷姑娘和富姑娘》、《双目失明的妈妈和巴儿狗》、《三个女儿》、《华连顺与墨尔根芝》、《试女婿》、《燕子》、《傻女婿》、《帮姐姐哄弟弟》、《南瓜包子》、《三兄弟》、《健忘的人》、《一棵沙枣树》、《猎人与妹妹》、《妖婆》、《图安班的故事》、《拉西贤图的故事》、《素花的故事》、《莲花的故事》及《三十四英雄》等。
锡伯族的童话故事,其内容都比较健康,是教育儿童虚心向上、善良诚实、尊老敬长的辅助教材。比较有影响的有:《锅刷、扫帚和花猫》(又名《奶油和猫》)、《瘸腿狼》、《山羊和灰狼》和《铃铛刺和麻雀》。
锡伯族的动物故事数量不多,内容短小。现在流传的有:《老虎和老猫》、《狗和兔子》、《雄凤凰和雌凤凰》、《孔雀》、《鹦鹉》等。
锡伯族的寓言故事有:《逞能的蛇》、《鱼鸟》和《灯蛾》等。
锡伯族的神话故事相对来说数量较少。现存的有反映天上“神女”生活的《七仙女》,有传说月亮上有神女的《月亮上的人》,有寂寞嫦娥下凡的《神仙下凡》等。
3、谚语。
锡伯族的谚语,在其灿烂的民间文学宝库中又是一个瑰宝,是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它精练而生动,言简意赅,为广大的锡伯族人民所广泛运用,成为群众思想交流有力工具。
锡伯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而其谚语多反映了这一民族特点。这说明锡伯族的谚语来源于群众的劳动和生活实践,是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锡伯族的谚语内容很广泛,有歌颂祖国、人民、故乡的;有带有实践、真理和认识方面的;有人情事理、知识思绪方面的;有使人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团结友爱、文明上进的;有讥笑懒惰、批评骄傲、警告贪婪、褒贬好恶的;有提倡人们勤劳节俭,注重荣誉名声方面的;有要求人们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等方面的。绝大部分谚语,思想上旗帜鲜明、爱憎分明。
祖国再贫穷,人民不嫌弃。
虎凶不食仔,母不嫌子丑。
老虎的诅咒,奈何不得猫。
   富贵者无安稳觉,贫穷者无平稳步。
  好汉不靠家业,贤女不靠嫁妆。
    满足于一斗的人,不会有超过一斗的本事。
   奶牛患的病,牛犊难幸免。
   好汉斗过不疾病。
锡伯族的谚语,语言流畅,节奏明快,音韵铿锵,抑扬有致。其鲜明的特点是有独特的韵律,一般谚语均注重头韵,尾韵和腹韵都不重要,可押可不押,这样,说出来的谚语给人以较强的音乐感。
4、谜语。
谜语在锡伯族民间文学中也是别有情趣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它在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中间广为流传。其表现形式基本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谜语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其内容有以下几类:动物类、植物类、器物类、自然类、人体类和谜语故事。
锡伯族的谜语短小精练,隐讳曲折,在表现方式上都用拟人化的手法,具有童话童谣的特点,主要在儿童中间流行。子女长到一定年龄时,父母很重视用猜谜方式去启发他们。儿童中间进行猜谜语是进行早期教育的方法之一。
二、艺术
锡伯族的艺术包括:音乐及其乐器、舞蹈、工艺美术,包括住宅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绣花艺术。
音乐及乐器。锡伯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又分为平调和越调两种。平调的历史悠久,是锡伯族在东北时期就有的音乐,而越调是锡伯族西迁与汉族有了频繁往来以后才形成的,吸收了汉族音乐成分,因而它的历史较短。
所谓平调和越调,是以三弦的定弦为准。平调三弦的定弦为562(ODC);越调的定弦为151(CDC)。越调高,平调低。越调开始形成后200余年都曾用越调演唱,其后才用平调演唱。平调和越调各有不同的曲调(或称牌子)。锡伯族的戏曲音乐既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又有陕西、山西、甘肃一带流行的眉户音乐的成分。
锡伯族说唱音乐曲式结构简单,大部分曲子以单乐段构成,因此,既便于记忆,又便于流传,常见的是上下两句的单乐段,节拍以2/4、3/4、4/4等单牌子为主。但是,调式种类繁多,这是锡伯族民间说唱(民歌)的一大特点。最著名的有田野歌曲调、蝴蝶歌曲调、海兰格格曲调、西迁歌曲调、金纽扣曲调、娶媳歌曲调、哭嫁歌曲调、婚礼歌曲调、叶琪娜曲调、打猎歌曲调、我原是抽大烟的婆娘曲调等。
锡伯族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有菲察克、墨克纳、菲特合纳、绰伦、冬布尔、四胡、伊穆秦。其中有的是弹奏乐器,有的是吹奏乐器。
舞蹈。锡伯族的舞蹈分两类,即古典类和贝伦类。古典类包括萨满舞、狩猎舞、射箭舞、蝴蝶舞、铁锹舞、手鼓舞、编席舞、猴子舞等。古典舞形象活脱,每个舞蹈都有连贯性,具有故事情节。贝伦舞类包括面具舞、跛子舞、单点舞、双点舞、王玛舞、伊克尔德克舞、醉舞、八乡舞、请安舞等。贝伦类舞蹈,多由双人跳,也有单人舞,其舞姿虽有连贯性,但没有故事情节。这类舞蹈粗犷短小,节奏明快,即兴表演,形象活脱。其动作主要表现为抖肩、叉腿、小蹲、大蹲、弓箭步、大跪、小跪、双手叉腰、单手叉腰、拍手、屈膝、甩手、弹手腕、胯部摇摆、半转身、全转身、小跳、滞步等。
工艺美术。
庙宇艺术。在庙宇建筑上凝结了锡伯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过去,察布查尔各牛录都建有关帝庙、娘娘庙、八蜡庙等寺庙,在五牛录(孙扎奇牛录)还建有喇嘛庙——靖远寺,它是锡伯族庙宇艺术之集大成。在这些庙宇里都塑有各种姿态神象,多为彩色,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尤其是面部表情的塑造,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在关帝庙墙壁上描绘的图像取材于《三国志》、《西游记》、《八仙洞》等人物故事,多系彩色单描,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活脱逼真。庙宇的横檩竖柱上,均镌刻有游龙戏凤,形象生动,各具特色,充分反映出锡伯族丰富的创造力和高超的艺术。每座庙宇又有许多刻画很精美的大小匾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牛录关帝庙内曾有“天干地支八卦匾”,设计十分科学、精巧,能自动转动,是锡伯族工艺美术之珍品,20世纪50年代末毁没。
住宅建筑艺术。锡伯族的人字顶房屋很宽敞。屋檐前伸1米左右,窗户很大,一间屋就有四五个窗户。窗芯都由小格木组成,小而多曲,几乎和雕刻的一样,每格木连结处都刻有精致的花木图案。门框、门扇、屏风、炕柜上也雕刻有图案。
绘画艺术。锡伯族崇拜祖先。绘画祖先画像很受重视。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祖先像、灶神像、萨满图上。所绘画像多系水彩画,也有黑白的,也有些人把家谱也绘成图像。另外在家具上,如大小柜子、被柜、八仙桌等上面都绘有禽兽、花卉图案,其中以飞鸟、蝙蝠、牡丹、莲花、菊花为多,其画法接近于彩色工笔画。
绣花艺术。绣花是锡伯族妇女擅长的手艺。每年农闲时间里,妇女除炊事缝补之外,就是施展其特有的手艺——绣花。装饰包、荷包、针扎等上面绣的花格外精美。此外,在门帘、墙帏、枕套、枕头、鞋面、坎肩、童装、手帕等上面都绣有五彩缤纷的花朵和各种神态的飞禽走兽,尤其是妇女鞋面上的绣花更叫人赞叹不止。
第五节 宗教信仰
   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较复杂,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虽然不是很深,但在锡伯族民众中曾流行过原始信仰、萨满教、喇嘛教。
一、原始宗教遗迹
原始宗教遗迹。原始信仰。锡伯族在长期从事狩猎、农牧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原始信仰,并成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如猎神崇拜、渔神崇拜、天地神崇拜、牲畜神崇拜(海尔堪玛法)、希林妈妈崇拜(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的神灵)、祖先崇拜(男、女)、灶神崇拜、门神崇拜、娘娘神崇拜、土地神崇拜、胡仙崇拜等。
二、萨满教
锡伯族崇拜原始神灵的同时,还信仰萨满教。锡伯族萨满教没有专习的教义,也没有专祭的寺庙,只有跳神时唱的萨满舞春(萨满歌)和萨满舞、萨满画。萨满弟子的产生也较奇特,因久病不愈而许愿当萨满,或者是从萨满世家后裔中隔代物色一人或自行产生。有的人天生易激动,且动作极像萨满,其亲人常梦见萨满跳神或萨满法具,经萨满审视,认为与萨满有缘份,看中的萨满收他为徒弟。
决定当萨满学法术的人,要举行仪式(锡伯族叫“举山羊之宴”),宰杀一只白色的公山羊,主要邀请哈拉达、亲戚朋友、牛录诸萨满参加,其目的是宣告他已被萨满神灵选中,开始学习萨满法术。萨满徒弟在仪式之后,出资请画师绘制一幅萨满神像以求其保佑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萨满。
学萨满法术。首先,师傅尽心灌输其信仰神灵的观念,使他对神灵的存在坚信不移之后,第二步开始传授萨满跳神的基本要领,例如,击手鼓(神鼓)的要领,踏萨满舞步(跳神)的动作,请神、领神的方法,入神(进入恍惚状态)的要领,以及背诵咒词祷语、唱萨满歌调等。
学萨满法术不脱产,白天参加生产,夜晚在家学习。学习过程中,师傅经常带徒弟参加萨满教实践活动,观看跳神治病或跳“吉神”的现场,在耳濡目染下徒弟很快学会萨满法术的要领。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要举行上刀梯仪式。刀梯,锡伯语称为查库尔。上刀梯仪式是锡伯族萨满教独具的特点。刀梯有18级、25级、49级不等。上刀梯是非常隆重的事,并且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只有上过18级以上刀梯的萨满才能取得“依勒吐”(公开的)萨满称号,并且通过上刀梯公开表演其武功法术,用高超的武功取信于民,在民众中树立起威信。
萨满法服与法具。神帽,锡伯语称作“萨门玛哈拉”。神帽的作用相当于头盔,是防御性装置。神帽顶部有一个与核桃般大小的铜铃,跳神时发出阵阵清脆的“丁当”声,神帽前面有一面铜镜。神裙,由内层、中层、外层三部分组成。铜镜,共有17枚。其中一个挂胸前,称护心镜,锡伯族称托里,其余串于一根皮带束于腰部(佩在腰部的铜镜锡伯语称“哈准”)。佩于腰部铜镜的用意大致与古代铠甲相类似,当是一种防御性的护身物。此外,萨满跳神同妖魔激烈“搏斗”时,铜镜相互撞击,发出紧促的声音,可增强跳神的效果。
护心镜在锡伯族萨满的法器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萨满教观念中,它是同神灵连在一起的,因而同萨满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萨满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护心镜,就以为会大难临头。
神矛,锡伯语称“激达”。由铁制矛头和木柄构成。神矛系进攻性武器,是萨满跳神时同“妖魔”“战斗”用的武器。神衣、神鞋和神鼓,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萨满神像图,锡伯语称“萨门尼汝干”,在锡伯族萨满教界被当作最高神物,凡是当萨满者必须保存一份。神像的内容主要反映萨满上刀梯的内容和萨满供奉的各种神灵。
萨满供奉的神灵。每一位萨满都有其供奉的主神和副神。主神只有一个,副神则不限制,可多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萨满的神灵有自然神、动植物神和祖先神。
锡伯族萨满的职责,最初其范围很广,凡民间的疾病、婚丧喜事、出猎祭祀、庆丰收等事都由他们管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来萨满教内部开始分化,锡伯族萨满教也派生出尔琪、斗琪和相通,各司一事,因而萨满的职责范围越来越窄。如,天花开始由尔琪管,斗妖怪由斗琪管,惹“胡仙病”由相通管,此外婚葬之事由喇嘛管,而萨满只剩下跳神治病的职责。
三、喇嘛教
喇嘛教(确切地说是藏传佛教)传入锡伯族地区始于元代。当佛教和西藏原本教(西藏地方形式的萨满教)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相互融合而形成喇嘛教之后,藏民大部分很快皈依它。13世纪后期,元朝统治者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大力扶持喇嘛教,使得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喇嘛教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势头。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喇嘛教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因而,在西藏大力扶持它的同时,又通过各种形式,把它很快传入到蒙古族统治地区,使大部分蒙古族以及其他所属少数民族相继都皈依了它。当时正处在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的锡伯族,同科尔沁蒙古开始信仰喇嘛教。
关于锡伯族早期信仰喇嘛教的资料记载很少,目前说明问题的只有沈阳市俗称“锡伯家庙”的喇嘛教太平寺及其碑文。
锡伯族迁到新疆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曾建一座喇嘛寺靖远寺。同治三年(1864)伊犁事变中被烧毁,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重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竣工。现尚存,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
锡伯族喇嘛除在本教规定的日期念经外,在民间红白喜事、大人物寿辰、节日和国家大事之日还焚香念祷、祈祝,此外,遇有灾祸病疾、“鬼魔邪气”流行的年月,还要举行送邪恶仪式(民间俗称“抛筐”仪式)。
第六节         风俗礼仪
一、满月礼
满月礼。锡伯族婴儿满月后举行满月礼。满月的当天,首先让产妇发汗,煮熟四个鸡蛋,将热鸡蛋两个夹在双腋下,两个握在手中,蒙几床被子,等出汗后将被子一床一床揭去,使汗慢慢下去。据说这样使月子里所受的风寒随汗祛除,不会有后患。满月礼,规模不是很大,也较简朴,一般在本家族、产妇娘家的姨、舅等范围内举行。姨、舅、叔伯、姑等给婴儿送礼。
二、周岁礼
周岁礼。婴儿满周岁后举行,范围也较小。较有意思的活动是让婴儿抓阄,以此判断其将来的前途。即炕上放许多玩具(包括劳动工具、弓、箭模型)、笔纸等,如果小孩爬过去拿弓或箭,断定他将来会搞武,如果拿笔或纸,则断定他将是个文人,而父母来宾高兴地为他祝贺,之后盛情款待来宾。
三、婚礼
婚礼。锡伯族传统的婚礼非常热闹,富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婚礼一般要举行三天(主要以男方为主)。第一天称送“喜车”。送喜车前举行祭天仪式:家长到羊群去挑选出认为“天神”(有时称天主——阿布卡厄真)乐意接受的一只肥公羊,系上红布条,步行牵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如若羊顺从听话,就认为天神已经喜欢上了它)。到家门口举行入门仪式,给土地神点香化钱、跪拜磕头。羊牵进住房西屋八仙桌前要点香磕头,家长在萨满的主持下,面对祖先画像说明祭天情由,祈求他们保佑新婚夫妇,用洁净的棉花醮以清水或水酒(兑水烧酒),在羊身上轻轻擦拭,然后用刀将羊从下巴颏一直拉到肚心,不一会儿,羊自然死去,四脚朝天(锡伯族称“晒身”)。只有这样,祭者才认为“天神”已经正式接受了羊,接着,剥皮下锅,把羊心、肝、头等杂碎扔到房顶上(认为羊已升天,被天主接受)。煮熟的羊肉,选用完整的后腿祭祀祖先,先让祖先享用。举行这些仪式的主要寓意是:祈求上苍赐福于新建立的家庭,并求子孙满堂,两位新人白头偕老。
祭天仪式后送走迎新娘的喜篷车。篷车前面悬挂铜镜,后挂八卦图,由奥父赶车,车内坐奥母和护送嫁妆的伴娘。新郎身着新装,胸前戴大红绢花,骑着骏马,马鞍两边悬挂两瓶喜酒,满面春风地在喜篷车前引路。喜篷车的后面紧跟着送宴车,车上装着活猪、活羊一对(或活羊、活鸡一对)及喜酒等其他礼物,所有礼物上都标红,所用马匹鬃上也给扎上红缨。
女方家这一天是小宴,主要是准备第二天的“安巴萨林”(大宴)、接迎喜篷车和喜宴礼物。喜篷车一到,女方的长者和亲人立即迎出门外,热情领进大门,接受礼品,安置喜篷车。停放喜篷车很有讲究,一经在庭院内放定,直到新娘上车之前不得挪动。
婚礼的第二天,主要是女方举行嫁女“萨林”(宴席)。这一天,女家盛情招待四方来祝贺喜结良缘的亲戚朋友。新郎身着盛装,满面春风,照应新娘的所有宾客,并对新娘的长辈行跪拜礼、敬酒,来宾们要给送新娘礼品和礼金。新娘却躲亲朋家,由姑、姨或表姐给她开脸修面,用丝线拔去鬓额上的汗毛。
同一天,女家将女儿的嫁妆送到新郎家。娘家必须为女儿陪送衣柜、棉被、绣花枕头等物品。此外新娘还为公公、婆婆以及新郎的兄弟、姐妹等每一个家庭成员做一双鞋,给新郎则做一至三双。人们很注重嫁妆,往往以嫁妆的工艺精细来判断新娘手艺的精巧程度。嫁妆由新娘的哥嫂送往新郎家,新郎的父母提早做好迎接准备。嫁妆车驶来时,新郎的父母主动迎上前去,向他们热情敬酒,然后把嫁妆抬到新房门口。这时,新娘的嫂子打开衣柜的锁,新郎的父母或其姑姑往衣柜里投入钱币,祝贺新婚夫妇金银满柜、富裕终身。此时新娘的嫂子将衣柜钥匙递给新郎的母亲,以示大权转交给婆家,从此要由婆家来管教新娘。哥嫂将新房的摆设一一过目之后才离去。
傍晚,宴席接近尾声时,由“奥父”、“奥母”率十几名能歌善舞的小伙子到女方家,举行迎亲晚会。称之为“打丁巴”。“打丁巴”的小伙子们在新娘家受到热情款待,前来送别新娘的亲朋们,主动向他们点节目,跟女方的亲朋们对歌对舞。“打丁巴”的小伙子们拿出所有技艺,尽情地进行表演,如果被难住,则被新娘的朋友们嘲笑为他们没有接走新娘的本事,所以,他们总是相互配合,积极主动,把晚会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一直表演到子夜才结束。
婚礼的第三天,是新郎家的大宴(安巴萨林),设宴招待亲戚朋友,举行结婚仪式。
这天新娘要穿新郎送来的颜色鲜艳的绸布衣服,脚穿绣花鞋,母亲和“奥母”给新娘梳妆,把长辫子盘成发翅,佩戴各种首饰,如额箍、簪子、鬃钗、耳坠、手镯、戒指等,头上戴6至12只绢花,这些花具有特殊的名称,叫“比子呐伊尔哈”(即繁衍花),寓意繁衍子孙。此外佩戴在腋窝下的荷包更为独特,一边由3至5个组成,每个荷包带子上系铜镜、玛瑙、水晶石、琥珀、玉石等各色发光物,下接绣花荷包,用各种丝线做荷包的缨子。荷包从腋窝直垂到小腿,走路时,随步飘动,非常好看。新娘的婚服,婚后要慎重地保存起来,非重大的喜庆聚会是不轻易拿出来穿着,珍藏到寿终正寝时当寿衣。
新娘临上喜篷车前,由“奥母”将迎亲时辰书敬献给新娘的父母。新娘的姑舅等亲戚也围拢来,相互传阅。这时,有人故意将时辰书藏起来,于是众人要求“奥母”拿出时辰书,或者让其背诵其内容。“奥母”因背诵不出而狼狈不堪,只得向众人求饶,众宾客出招让她唱歌、跳舞,气氛异常活跃。经“奥父”、“奥母”一番精彩的表演之后,时辰书归还“奥母”,这样才让新娘头蒙大红喜帕上喜篷车。新娘上车前将一包五谷分撒在闺房四角,并流泪拜别亲人,然后由其同胞弟兄或堂兄用褥子抬上喜篷车。
新娘由伴娘(新娘的未婚女友)和“奥母”陪伴坐在喜篷车上。新娘在喜篷车里的座位及方向也有一定的讲究。新郎骑着骏马,手持马鞭在喜篷车前面引路,马鞍两边挂两瓶岳父母赐给他的五谷种子,意为祝他年年五谷丰登,粮食满仓。“打丁巴”的小伙子们,前后簇拥着喜篷车,一路鸣鸟枪、呼喊,热热闹闹地将新娘迎到婆家。
喜篷车在路上不能停顿,因而有“将军也为喜篷车让道”之说。忌讳与其他喜篷车相遇,如果相遇,则由各自的“打丁巴”的小伙子们把篷车的一个车轮抬出车辙外,另一车轮从路中心各分半,并排同行,或并行而过,不能停车相让。
喜篷车到婆家大门口,婆家老幼众宾客皆出门迎接,在土地神位前举行迎接仪式。然后新娘由伴娘挽着下车,踩着红毡走到正屋前面,同新郎共拜天地,然后新郎先入门,新娘在门外,双方对拜,新郎用手中的马鞭揭去新娘头上的红喜帕,进堂屋前向神位和念经的喇嘛行礼,新郎、新娘并肩到锅灶前跪下,用哈达将羊尾油投入灶火中,投7次为止,每次投4块。宣完白头誓后到堂屋跪拜公公、婆婆,并将给公公、婆婆及其他至亲做的鞋子,一一敬献作为认亲礼。新娘入洞房,直到晚间吃合卺杯之后才得下炕。
新娘家派男女宾客各8个人参加新郎家的宴席,称他们为“萨尔沙”(尊客)。男女分别入席,各由奥父和奥母侍奉,新郎家要热情款待他们,有求必应,但他们为了活跃喜宴的气氛,往往找种种借口,挑起“事端”让新郎等穷于应付。“萨尔沙”们大都是善于辞令,富有幽默感的中、老年为主,在他们的带头逗乐下,喜宴的气氛非常欢快,席间,“奥父”举杯高唱大家喜闻乐唱的“萨林舞春”(婚礼歌),“奥父”唱一句,众宾客和一句,整个场面非常热闹。
“萨尔沙”们吃完喜酒临走时,还私藏新郎家的碗碟、筷子,等他们坐车出大门后,出示给新郎家人看,之后迅速策马驱车,新郎跑去拦车要求还回他们所“偷”的碗筷等,他们便提出要求,让新郎表演节目,达到要求后,他们才肯把碗筷等还给新郎,走一段路又将余下的碗筷出示给新郎看,新郎又跑去要求归还,如此反复几次,最后还是带走一双筷子,一对碗,次日新郎带着酒去看望岳父母时,岳父母才把碗碟、筷子转给他。
送走“萨尔沙”们之后,来宾们论辈份依次入席,新郎向他们敬酒,继续进行宴庆。
晚上,在“奥母”的主持下,在新房举行“合卺”仪式(锡伯族称换酒杯仪式),新娘新郎双方的弟兄们前来参加:把两个酒杯用红线联上,斟满酒(一杯倒酒,一杯盛水),“奥母”给新郎新娘各一杯,互相交换三次后喝一杯,如此重复三次,各饮三杯酒。桌子中间摆放煮熟的羊腿肉或羊肩甲骨,每饮一次酒吃一小块肉。喝完交杯酒,前来参加的双方兄弟以及年青人争相“抢”羊肉,热闹一番,新娘这才下炕,到堂屋向祖先牌位和公婆等拜礼,再回洞房。
第三天(即过门第二天),新娘早起给公婆点烟、敬茶。新郎带一瓶喜酒到岳父家,俗称去“提耳朵”,去得越早,越表明女婿勤快,邀请岳父母前来吃顿“完婚饭”。岳父母把昨日“萨尔沙”们“偷”来的碗筷归还给女婿。这天,婆家来车将新娘双亲接去热情款待一次,新婚夫妇在父母的带领下上坟地祭祖。
第五天,娘家送油饼来“卷帐幔”,把两块油饼用纸包好,卷在帐幔挽结处,新婚夫妇入睡前各吃一块,以示吉利。
第九天,新婚夫妇到娘家省亲。蜜月后,新娘回娘家住“对月”。
这些传统的婚礼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都能遵守新婚姻法,婚姻自主,自由恋爱,那些具有迷信色彩、索取彩礼等不良习俗已被淘汰,繁琐的结婚仪式逐渐被简化。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继续保留具有民族特点的娱乐性内容的同时,文明、健康的新风尚会逐渐兴盛。
四、葬礼
葬礼。传统的葬礼比较繁杂,从为死者洗理到出殡,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死尸的洗理。锡伯族的传统禁忌,当人即将断气之际,不能大声喊叫,更不准摇动他,认为人有魂灵,如果此刻去摇动或号啕大哭,则魂灵不能安然离开肉体,会带来更大的痛苦。等断气之后请来哈拉长或邻居中的长辈来进行洗理,男女分别由男女性长者来洗理,如为死者洗澡,剪头发,剪手脚指甲等。穿完寿衣之后,才可以放声大哭。洗理时,年轻妇女、小孩要回避。
(一)设灵堂。
设灵堂停尸。灵堂一般设在死者常住的房间,或者设在西屋。灵堂布置肃穆,装饰品等都拿掉,房间里的摆设一般都不移动,灵床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姿势:西墙边摆一张八仙桌,在八仙桌旁设一架无挡拦的板床,床上铺一层白纸和冥钞,其上铺寿褥,寿褥共两条,一大一小,上面的小而薄,灵床四周都围以色彩艳丽的绸子。尸体的放置也有特定的姿势,头朝西脚朝东,男的仰卧直肢,女的曲肢侧卧,头朝八仙桌,头上盖以白纱巾或绸巾。桌上点一盏长明灯,祭供自制的点心、水果、鱼肉、油饼、煮熟的羊胯骨或肩甲骨、一碗米饭、一盘菜、一双筷子(竖插在饭上)和一把刀子(要插在肉上)。灵床脚后置一个小炕桌,桌上点长明灯(蜡烛、油灯、煤油灯均可),炕桌旁放一个烧纸钱的盆和水酒瓶。灵堂地上铺麦草。灵堂内不让进猫、犬,把它们都拴起来。年轻人在灵堂炕上不能随便躺卧,也不能随便说笑。
(二)报丧。
报丧。在设置灵堂的同时,派人向四处报丧,并在大门口插招魂幡一杆,称之为“方子”,一杆“佛多”。首先向直系亲属和左邻右舍报丧,然后才向其他亲朋好友和隔乡的亲属报知。报丧的人一般不进屋,在庭院门口或院子里将主人叫出后再报丧。报丧时对长辈要行跪礼,对同辈行打千礼,忌直说“死”字,而说“百岁”、“寿终”、“殁了”。
(三)吊唁仪式。
吊唁仪式。人们等知噩耗以后,一般都携带一些白纸或纸钱等前来吊唁。吊唁的人一进大门就放声大哭,门外有专人守候。吊唁的人进灵堂后跪在死尸脚后,由死者的儿子将点着的纸钱递过去,边哭边烧,并在烧着的冥钞上祭酒。一有吊唁的人进来,死者的儿女和亲属都跪在灵床两旁陪来者哭灵。和死者有特殊关系的亲朋好友,往往边哭边诉说和死者的以往情谊,表白心中的怀念,愿死者安息,场面悲恸感伤,旁观者无不为之所动。诉说时带有特殊的音调,接近于歌调,音节分明,抑扬顿,富有音乐格调,久而久之发展成为锡伯族民间歌曲中习俗歌之一“哭丧歌”。
从死者断气到出殡这些天,夜间都不熄灯,而且由死者的儿女、亲属和亲朋好友轮流守灵,守灵者一般不能躺着睡,而是坐在铺麦草的地上守灵。守灵期间,每日三餐,都要进行祭祀,祭祀仪式完毕,方可用餐。同时还请本哈拉长者或亲朋好友中的长者陪灵,他们都可以在灵堂的炕上睡眠。
(四)出殡。
锡伯族出殡都选单日,因为单日代表奇数,具有防患避祸的寓意。停尸时间一般为三、五天,多则七天至九天。一般多为三天出殡。如果死者远方的儿女亲属没有到达就要等几天。出殡忌申日和午后。
出殡的前一天,死者家属派人向四处报知出殡日,并准备好马车、皮绳,指定挖墓穴的主要人员(挖穴前要请本哈拉年长的人或对本哈拉茔地熟悉的人,先去茔地确定墓位,并挖第一铣土)。
出殡日的早晨,送葬的人们都来哭灵,接着将死尸入殓。入殓前,亲属先给死者净容。入殓时连同寿褥一同抬起,尸体脚先出门(其意思是用头出世,用脚离世),避免阳光直射尸体,须用毯子遮光。在棺材底层撒一指厚的锯末子后,上面铺一层冥钞,冥钞上面再铺寿褥。棺材里面的四壁挂红绸布帷幔,经济条件差一些的人则用白纸糊上。尸体入殓后盖上棺盖,但不能立刻钉死,等放入墓坑后,亲属做最后一次整容后再钉死。
尸体入殓之后,由年青人把棺材抬到大门外,在大门外两旁,死者的子女扛两杆招魂幡齐跪(“佛多”,由长子扛,次子扛“方子”,没有子女的,由其兄弟扛)。在抬出棺材的同时,死者亲属将烧冥钞的瓷盆甩到门外,称“甩盆”,接着把棺材装到车上。这时,车夫不马上驾车,而等举行出门仪式。其仪式是:把炕桌放到灵车前面,众人同死者家属一起哭祭一番(如果死者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大家都得跪下来),同时,还给门旁的“土地神位”祭祀一番。等哭祭完毕,“佛多”、“方子”在前面引路,随后是拉棺马车,马车两旁由死者亲属守护,其后是送葬的队伍,扛幡的人边走边撒冥钞,意思是给引路神留引路费。在送葬的路上,一切马车、行人都让道于一旁,如果死者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路人也行跪礼相送。
过去,棺材拉到茔地前,在茔地入口处用苇杆或柳条插一道象征性的“大门”。灵车行到大门口,稍停顿,撒冥钞后车子才进“门”,这象征着阴间也和人间一样,有庭院、大门等。棺材拉到墓穴旁,由长者指挥慢慢放入墓穴里。棺材放入墓穴中,不能马上下土,先由死者的亲属下坑,打开棺盖再看一眼死者的遗容,并把盖在脸上的纱巾取掉放在旁边,然后才把棺盖钉死。下土时,第一把土由死者的亲属下,以示敬重和致哀。掩埋之后把两杆招魂幡插到墓堆中间,在墓前打一个龛状坎,上置蜡烛等祭祀用品,并在墓前方置小炕桌,桌上供各种祭祀食品,由死者的亲属和亲朋好友一个个轮换往烧着的纸钱上撒水酒祭奠,然后,主持祭奠的人(妻子或丈夫、或长子)将祭祀的每一种食品左右两边撒一点,意思是一份送给守茔的土地神,一份给死者,然后,收拾东西回家。死者的子女将送殡的人们一个个行跪礼请进家,热情款待。挖墓穴的人们入上席。席间,死者的子女行跪礼向他们敬酒,表达谢意。至此,送葬仪式结束。
过去,丧家请本牛录有名的喇嘛,在出殡前和下葬前为死者念经超度,以此安慰死魂安然入阴间。
五、文明风尚和禁忌
(一)尊老爱幼。
尊重老人是锡伯族古往今来的美德。过去在锡伯族每个哈拉莫昆的家规中,都把尊重老人作为重要的一条家规。例如有的家规中规定“斜视老人掌脸”;“谩骂老人的人,要在莫昆会议上惩办”等。平时节庆和红白喜事上,先让老人坐上席。在大街上遇到老人,骑马、乘车者,要下来让道一旁或去“打千”行礼,等老人应声后才可离去。晚间老人没有睡前晚辈不可先就寝。见老人进门,晚辈不可抢门,等长辈进去后,才能尾随而进。长辈教导时,年轻人必须束手聆听。长辈们谈话时,晚辈不可随便插话。年轻人不能和长辈同桌饮酒。老年人的衣服鞋帽等不可随便翻动,尤其是帽子不能随便拨弄。年轻人每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前,须先请示长辈,听取他们的意见。不照顾老人,让老人干重体力活或不赡养老人的人,会受到社会上的耻笑与斥责。晚辈不能直呼老人的姓名,因此,在锡伯族中,孙辈直到爷奶死去,有的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把长辈的名字与长辈等同起来尊重,如果小孩儿玩耍时有一个直呼对方父母的名字,往往会引起打架或吵架等不愉快事情。大人之间也不例外,不可直呼对方父母的名字。每当春节,首先给家族中最长者拜年,然后才去别处拜年。给小孩儿起名时,要请年高的长者来起。高寿的人死去,会有很多的人去送葬。
尊老的同时,爱幼也是锡伯族美好的风尚之一。在任何公共场合,往往少儿优先,如优先上车,优先入席等。成心欺负小孩儿,拿小孩儿出气的人,往往被耻笑为无能之辈,无论他有没有理,必会受到长辈的训斥。
老师在锡伯族社会中受到特别尊重,有句谚语说:“不尊重老师,就是不尊重父母”。打骂老师,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受到全社会的斥责。学生在路上遇见老师,都要行礼。
(二)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保护水源是锡伯族自古形成的风尚。过去,对保护水源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不准牛、马、猪、禽跑进水渠喝水或撒尿、拉屎,不准将牲畜直接赶到水渠边饮水,须在离渠边十几米处用水桶饮水。严禁把垃圾倒在水渠里或水渠旁,不准挖水渠边上的泥土等。此外,长辈经常教育儿童不要往水里撒尿。
保持整洁。锡伯族是崇尚整洁的民族,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都把室内外生活环境搞得整洁明亮,井井有条。室内卫生要保持时时整洁。如果把客人迎进肮脏凌乱的房间,是对客人的不尊敬表现。室外庭院的卫生更重要,垃圾场、畜圈等设施不可设在显眼处,而必须设于背阴之处。自己的庭院,门前的大小路必须自觉进行清扫,保持经常性的整洁。门前大小路肮脏的人家,会受到众人的非议。平时串门,要讲究穿着打扮,即便是破旧的衣服,也要补齐洗净。穿肮脏破烂的衣服串门,是对主人一种不尊重的表现。
尊客(好客)。锡伯族是热情好客的民族,尊重客人是锡伯族礼节中最重要的一项。客人到家,主人必须出门去迎接;客人走时,也要送到院门。到家的远方客人,不能空腹离家,必须做一顿好饭,吃饱后才让走。客人吃饭时,不能将锅铲弄出响声,如果铲锅出响声,客人会误认为是饭菜不够,就会吃不饱。客人的背囊、帽子等物,不可拨弄,须放到高处。忌问客人走的时间,否则,人们会说这家主人不懂礼或不尊重客人。客人忌当面夸赞主人的手艺或其他东西。客人吃饭或留住后给主人报酬,是对主人莫大的污辱,主人会当面发脾气。客人太客气了,主人会厌恶和笑话对方。客人在家时,主人家的其他成员也要以礼待人,不可随便躺卧。同客人谈话时,主人家的幼辈不可随便插话或在旁听讲。
(三)礼仪礼节。
礼仪礼节。 “打千”礼。“打千”是锡伯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行的礼节。打千礼自古传到今天,是非常普遍应用于见面时的礼节。晚辈与长辈、儿女与父母、久别重逢的同辈、老人与老人见面时都行此礼。所不同的是,老人与老人、同辈之间行打千礼时,对方也同时“打千”,即“答千”,而年轻人向长辈“打千”时,长辈只是吭一声就算应礼。锡伯族的“打千”礼只限于本民族内使用,妇女不行此礼,但男性向女性同辈行此礼时,妇女也须作出“打千”的姿态应礼。“打千”的形式是立定后,左脚先迈出半步,双膝弯曲,把左手先放在左腿膝盖上,然后右手压住左手,身子往下坐曲,即刻复直。锡伯人 “打千”的形式和满族“打千”形式相似而稍有别。
跪礼和磕头。锡伯人下跪具有礼节上的意义。除为死者下跪致哀和为长辈请罪而下跪外,一般儿女数年离家归来,还为父母爷奶行此礼。在婚丧期间也多行此礼。尤其是逢年过节,晚辈对长辈都要下跪磕头祝贺(祝寿)。现在,一般的见面礼仪,在平辈之间握手,对长辈仍行“打千礼”。
(四)禁忌。
禁忌。锡伯族的禁忌范围较广,包括婚姻、丧葬、饮食、妇女、疾病等方面。
婚姻方面的禁忌。子女在偶龄时禁止结婚,最起码一方为奇龄。说亲前就把男女双方的年龄、属相用八卦律精心算出,如果一方不符要求,就不会去登门求亲。堂兄妹和同姓间禁止婚配。男婚女嫁须择黄道吉日,忌单日结婚。女子不可行经时出嫁。新娘坐篷车有一定的方向、姿势,压辕的女子须和新娘同龄同属相,奥父奥母不能有丧偶的。
丧葬方面的禁忌。锡伯人死后,在给死尸洗理、穿寿衣之前忌号啕大哭。报丧时忌说“死”字,而用“末了”、“终了”、“百岁”等语代之。给死者洗理时,儿媳等忌看,忌猫、狗跳尸,忌站死尸首前。年轻人或妇女忌在停尸堂炕上坐卧,出殡前忌断死尸脚后长明灯,也忌扫地。忌摘取死人的耳环、手镯等贵重装饰品。出灵禁申日和午后。入殓时,忌尸脚先出和直晒太阳。忌去丧家借东西。丧家子女忌乱串别家门。服孝家成员忌去为他人送葬。在守孝期间,子女不得理发修饰,禁办喜事,忌刷扫房子。守孝期间禁歌舞、庆佳节,妇女不得在守孝期间改嫁。新坟三年内不培土,闰年不上坟培土。
饮食方面禁忌。锡伯族的主食——发面饼有天地面,上桌时掰成4份,天面朝上,地面朝下,忌地面朝上,否则,认为翻天。锡伯族老人从小教育儿童爱惜粮食及食品,如果食物渣子掉地,须捡起来扔到房顶上。吃饭时忌用筷子敲桌子、碗碟,忌用筷子打猫,认为猫能引蛇入室。忌到院外、街上去吃饭。不能在饭桌上坐卧。禁小孩玩刀子、把筷子含嘴里。锡伯族受满族的影响,也不吃狗肉。
妇女方面的禁忌,主要是妇女生产方面的禁忌。锡伯族妇女在坐月子期间禁吃凉性食品和冷菜,要补充肉食品,忌把光手赤脚露被子外晒凉。坐月子期间禁碰凉水,禁吹风、梳头、擦身,也不可吃酸辣、硬食,不可大声哭喊,忌过度伤心,不可拿针线做活,不可看书写字。
妇女在怀孕期间,也有很多禁忌,如:孕妇不可干重活,不可看死婴、听凶事和使人伤心的事,不可跃绳索,忌去病人家。不能说孕妇嘴馋,对孕妇的饮食要求不可拒绝。忌把妇女的脏物扔到流水里。
疾病方面的禁忌,主要是小儿出疹时的禁忌。小孩出疹期间,其父母及亲属忌抠鼻子、搔脸,不可把火扔进水里,不可用棍子或其他东西打牲畜,不可钉桩打楔子,不可动锐器(刀斧),不可在患儿前出大声,禁做发面饼。禁把别人家的孩子领到家里,也不可到别人家串门。防止患儿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忌尔琪以外的巫师进家门。孩子出疹时,父母禁同房。
其他方面的禁忌。狐狸是锡伯族的禁猎动物,如果无意伤害或害死,须杀鸡宰羊,举宴请罪。禁妇女在西屋旁小解。献给“海尔堪”的马,妇女不得骑用。家畜产仔时严禁属虎者来照料。忌夸自己的孩子聪明,严禁当着小孩面说其俊秀、体胖。
六、节日
节日。大众化节日。锡伯族是善于接受其他兄弟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并给接受进来的东西糅进本民族的成份,因而各具本民族特色。
锡伯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过“新年”(元旦)、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全国性节日。
春节,锡伯族也叫过年。这一节日的活动较丰富,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民族特色。大年三十这一天,各家各户都杀猪宰羊,有的富裕户还宰牛,妇女们忙于炸油果子、油饼,烤制具有锡伯族特色的发面饼,做锅盔,煮牛羊肉,做“萨萨罕索吉”、“车勒”等菜。年轻人则清早前往墓地清扫坟头上的雪,之后忙于给亲戚、长辈送年礼(主要礼品为瓶酒、方糖、点心以及猪、羊、牛肉等)。晚上,一家成员必须吃顿丰盛的团圆饭。开饭之前,家主带一家成员到大门前设供桌摆供品祭祖先,敬土地神。吃完饭,家庭的男性成员到保存哈拉家谱的家去,为祖先烧香磕头,给哈拉达(族长)拜年并给晚辈讲解本哈拉的发展情况,然后到其他长辈家拜年。
晚上,家庭主要成员聚集在一起剁馅包饺子,老人们带孩童在炕上玩“嘎尔出克”(“比石”,并把一年中积存的最好的食品拿出来分给大家吃。大家欢乐到深夜才睡觉。第二天一早,各家各户都争先恐后地早起,煮饺子吃。然后父母带子女到亲戚朋友家拜年。锡伯族拜年时要下跪磕头。过去的习惯,春节前要备足一个月的发面饼及菜肴,在这一个月里,大家主要走亲戚,参加各项文体活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过法基本和汉族的过法相同。
半民族化节日。锡伯族欢度的半民族化节日有:两次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清明节主要去扫祖先之墓(一是祭供、二是培土)。锡伯族的清明节有两次,三月间的“鱼清明”和七月间的“瓜清明”。三月份正是产鱼季节,人们习惯上拿鱼肉去祭供,故称“鱼清明”;而七月正是瓜果成熟季节,扫墓的人都以瓜果祭供,故称“瓜清明”。
端午节,锡伯族称作“孙扎拜义车孙扎”(五月初五之意,也叫泼水的日子)。这一天大早,小孩们拿盆、碗互相泼水。过去,端午前的半个月里,父母老人给幼童的衣背上挂布猴,到端午这一日,将布猴投入河里。各家各户的门口都挂艾草,以此避邪。此日清早,老人又给子孙的耳朵里塞艾叶(意为防病虫害侵入耳朵里)。此外,这一天还举行叼羊、赛马、射箭、摔跤等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青年人给老人泼水时,只是象征性地弄湿一点即可。
中秋节,锡伯族以瓜果、月饼供月亮。
民族化节日。阴历“四月十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是锡伯族具有纪念意义和娱乐性质的节日。
阴历四月十八日,是新疆的锡伯族从祖国的东北西迁到新疆伊犁地区的传统纪念日。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阴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同胞在故乡——辽宁沈阳(当时称盛京)的锡伯家庙(太平寺)集会吃离别饭,与骨肉同胞分别,踏上西迁的征途。过去,这一天是最热闹的一日,各个牛录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丰富多彩的文艺会演、赛马、叼羊、射箭、摔跤等。年轻人还骑着骏马出外野游,妇女、老人们或者坐车,或者徒步,三五成群到野外踏青,摆野餐共度佳节。此外,人们还赶庙会,家家户户做“米顺”(面酱),吃鲜鱼,做蒸肉,欢度这一传统的纪念日,十年动乱期间曾一度被取消这一节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一八节”又得以恢复,开始以多种形式欢度这一传统节日。
正月十六“抹黑节”。这一节日的历史悠久。锡伯族转为农业民族后,他们种植的小麦、稻谷等,由于天气寒冷,经赏挨冻而生黑麦(黑丹)。当时科学不发达,还不知道起因,就以为是天神在惩罚他们。于是有人想出用黑灰抹脸向天神谢罪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灾难。锡伯族以为正月十六是天神巡视人间的日子,故于天神下凡之际,墨面请罪。每年这一天清早,年轻人争先恐后早起,用葱头、毡片粘锅底灰,三五成群争着向对方脸上抹黑,但对长辈是象征性的,只是往脸上点个黑点,或者不点,点时也须行跪礼,对服孝者忌抹。
正月十六“抹黑节”,发展到今天,成为青少年的一种娱乐性的活动日。
新疆锡伯族人口分布表(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
地区别
小计
地区别
小计
总计
34566
17416
17150
库车县
10
6
4
乌鲁木齐市
3674
1732
1942
阿瓦提县
3
3
 
天山区
1143
525
6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5
4
1
沙依巴克区
943
419
524
阿图什市
1
1
 
新市区
818
417
401
乌恰县
4
3
1
水磨沟区
220
104
116
喀什地区
37
17
20
头屯河区
307
152
155
喀什市
23
13
10
南泉区
9
7
2
疏勒县
1
 
1
东山区
89
42
47
泽普县
3
 
3
乌鲁木齐县
145
66
79
莎车县
4
 
4
克拉玛依市
635
341
294
麦盖提县
1
1
 
独山子区
78
41
37
岳普湖县
2
1
1
克拉玛依区
376
190
186
巴楚县
1
1
 
白碱滩区
152
90
6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2
2
 
乌尔禾区
29
20
9
和田地区
6
5
1
吐鲁番地区
18
11
7
和田市
3
3
 
吐鲁番市
8
6
2
墨玉县
2
1
1
鄯善县
10
5
5
于田县
1
1
 
哈密地区
101
58
4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
27357
13920
13437
哈密市
101
58
43
奎屯市
218
101
117
昌吉回族自治州
490
224
266
伊宁市
3011
1388
1623
昌吉市
282
118
164
伊宁县
154
68
86
阜康市
55
29
26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18938
9792
9146
米泉市
31
14
17
霍城县
2585
1335
1250
呼图壁县
28
12
16
巩留县
1381
691
690
玛纳斯县
35
18
17
新源县
357
205
152
奇台县
46
25
21
昭苏县
77
37
40
吉木萨尔县
7
2
5
特克斯县
163
75
88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6
6
 
尼勒克县
473
228
245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321
157
164
塔城地区
1536
755
781
博乐市
231
113
118
塔城市
1214
603
611
精河县
40
19
21
乌苏市
110
51
59
温泉县
50
25
25
额敏县
53
23
3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26
67
59
沙湾县
19
10
9
库尔勒市
117
63
54
托里县
45
21
24
轮台县
4
3
1
裕民县
48
26
22
尉犁县
2
1
1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47
21
26
且末县
1
 
1
阿勒泰地区
67
37
30
和静县
2
 
2
阿勒泰市
31
16
15
阿克苏地区
46
26
20
布尔津县
6
1
5
阿克苏市
33
17
16
富蕴县
9
7
2
青河县
5
2
3
福海县
6
3
3
石河子市
147
62
85
哈巴河县
10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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